城市‧土地‧文化敘事（六十五）Miniatur Wunderland 城市裡面藏著城市，小人國裡藏著眾人的夢

Miniatur Wunderland 城市裡面藏著城市，小人國裡藏著眾人的夢

我對漢堡的記憶，有一部分藏在倉庫裡。

第一次走進 Miniatur Wunderland，我看到的是一個被重新壓縮過的世界。火車按照軌道穿越城市，汽車停下又前進，港口持續運轉，機場裡的飛機滑行、起飛、降落，燈光慢慢從白天轉入夜晚。所有事情像一套事先寫好的劇本，精準地重複發生。我以前總覺得德國有一種對秩序的執著，時間、機械、交通、公共系統都可以被細細拆解，再重新組裝。Miniatur Wunderland 把這種性格做到近乎極端，技術成了製造風景的方法，控制系統最後產生的卻不是冷冰冰的機械感，而是一個會讓人停下來驚嘆的世界。

我最記得的還是機場。飛機開始滑行，慢慢加速，最後真的從跑道升起來，那一瞬間周圍會傳出「哇」的聲音。大家明明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模型，還是願意等待那幾秒鐘。這也讓我開始想，究竟是誰有這樣的願力，願意花二十幾年，把一個原本看起來只是模型鐵道的想法，一點一點擴張成一整個世界。到了 2026 年，Miniatur Wunderland 已經跨越運河進入第二棟倉庫建築，新的區域與入口仍持續規劃。這座「小人國」沒有因為完成而停止，它反而像真正的城市一樣，一旦人口、故事與想像增加，就必須繼續尋找新的領土。

有趣的是，這個世界就藏在 Speicherstadt 裡。過去的倉庫收藏咖啡、茶葉、香料與從港口送進來的貨物，如今其中一部分空間開始收藏城市、山脈、鐵路、機場以及人們對世界的想像。真實的漢堡包覆著一個微縮漢堡，微縮漢堡裡又出現 Speicherstadt，城市裡面還有城市。尺度一層一層往裡縮，最後讓人開始分不清楚，我們究竟是在觀看模型，還是在透過模型重新觀看自己生活的世界。城市很大，大到一個人很難真正理解它；當它被縮小以後，道路、交通、建築、商業、娛樂與人的關係反而突然清楚起來。

那一年的漢堡，我也在做自己的事情。我推著自己改造的推車，在城市裡進行交換經濟的行為藝術。現在回頭想，那台推車其實也是一個很小的城市裝置。我帶著它移動，和陌生人交換物件，也交換短暫的關係。那時候的漢堡陽光很好，我穿過 HafenCity，看著舊港區逐漸被新的建築覆蓋。城市正在改造，我也還在尋找自己可以前進的方向。遠處那座我一直期待的易北愛樂廳還沒有正式開幕，新聞裡經常看到工程延宕與預算增加。直到我 2016 年離開德國時，它依然還沒有真正成為我想像中的音樂空間。它的 Plaza 在 2016 年 11 月先開放，大音樂廳則到 2017 年 1 月才正式啟用。

這件事後來反而成為我對漢堡很深的印象。這座城市似乎沒有那麼著急。北德的紅磚建築把城市尺度拉得很高，港口、倉庫、運河與橋梁之間留著很大的距離，人走在裡面會自然慢下來。HafenCity 可以花很多年重新長出來，易北愛樂廳可以經過漫長工程才開門，一座模型世界也可以從幾間房慢慢跨進第二棟建築。時間在這裡看起來沒有被浪費，它被一層一層堆進城市裡。

所以我後來再想 Miniatur Wunderland，記得的已經很少只是那些模型有多精巧。我記得的是人群圍在模型旁邊等待飛機起飛，有人驚嘆，有人找尋藏在角落的小人物，有人安靜等待燈光慢慢暗下來。那些微小人物當然沒有真正的生命，可是觀看他們的人，把自己的記憶投射了進去。

一個人的想望，最後需要很多人的手才能完成；很多人的想望，又會慢慢變成一座城市共同保存的東西。也許城市本來就是這樣形成的。有人想蓋一座港口，有人想蓋一座音樂廳，有人想在舊倉庫裡造出整個世界。我那時候只是推著一台自己改造的推車，從這些巨大建築之間走過。尺度完全不同，裡面其實有一件事情很接近，我們都試著把腦子裡還不存在的東西，帶到現實世界。

如今 Miniatur Wunderland 還在長大，HafenCity 也早已和我當年看到的不一樣，那座等待多年的易北愛樂廳也已經開始了它的音樂生活。我想有一天還是會再回到漢堡，坐進那座當年只能遠遠看著施工的音樂廳，再走進 Speicherstadt 看看那個世界究竟又長出了多少新的土地。

城市裡面藏著城市，小人國裡藏著眾人的夢。而當年那個推著推車走過漢堡的我，也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夢，留在了那裡。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六十四） Abensberg百水先生的城市發酵啤酒廠

Abensberg百水先生的城市發酵啤酒廠

啤酒的釀製有標準程序，溫度、原料、時間都有規矩，但真正開始發酵之後，又會出現一些無法完全預測的變化。酵母是活的，環境是活的，結果總帶著一點不可控制。我後來想到，百水先生的建築似乎也有這種感覺。建築本來是一門高度控制的工作，尺度、結構、材料都有規則，可是到了他的手裡，窗戶開始變得不一樣，地面開始起伏，植物爬上屋頂，顏色也失去整齊排列。這些表面上的不規則，背後其實仍有原則。也許當年 Kuchlbauer 啤酒廠的委託人看到的，就是這種關係。啤酒需要規矩，也需要發酵；建築需要控制，也需要留下一點生命自己生長的空間。

有一天，我又開始搜尋紐倫堡周邊還有哪些有趣的城市，想搭車出去探險。住在法蘭肯的那些年，很容易遇到啤酒廠，每個城鎮、每個品牌都有自己的味道。我其實沒有那麼愛喝酒，可是看到有特色的酒廠，反而很容易被吸引。從紐倫堡一路往雷根斯堡，再往南到 Abensberg，文化地理已經慢慢離開法蘭肯，進入下巴伐利亞。那裡有一間歷史很久的 Kuchlbauer 啤酒廠，又有一座非常突兀的百水塔。光是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我就想去看看。探訪百水先生的建築，有時候是刻意安排，有時候是在城市裡無意遇見。維也納看過，德國不同城市也看過，但我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從私人住宅、火車站、垃圾焚化廠，到啤酒廠，大家都願意找這個人來改變原本的秩序？我想知道這背後到底是一套城市策略，還是一連串看似偶然、最後慢慢累積成文化現象的結果。

到了 Abensberg，問題又更具體了。一間私人啤酒廠，為什麼最後可以長出一個城市地標？原本只是企業自己的建築，後來卻進入城市天際線，進入觀光地圖，進入啤酒標籤，甚至成為人們辨認這座城市的符號。這到底是宣傳手法，還是城市文化自然發酵出來的結果，我想兩者都有。企業當然希望被看見，可是只有宣傳還不夠。一棟建築要真正變成城市的一部分，還需要居民接受、時間累積、遊客不斷使用，最後連城市本身都願意拿它來說自己的故事。Kuchlbauer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它原本只是地方產業，後來啤酒、建築、藝術、觀光與城市形象彼此纏在一起。城市給啤酒廠歷史，啤酒廠又反過來給城市一個新的符號。

我一直覺得，百水先生出現在德國，反差特別大。德國社會給我的印象總有一種秩序感，事情有程序，城市有規範，建築也習慣把結構與功能說清楚。結果偏偏出現一個人，把窗戶做得高低不同，把牆面弄得歪歪斜斜，把植物塞進建築，甚至公開反對直線。從今天的技術角度看，他的形式未必複雜，很多地方依然是混凝土、磁磚、彩色表面與傳統施工，和後來那些依靠數位運算完成的精密曲面建築相比，技術語言並不炫耀。但他的力量也正在這裡。形式先讓人靠近，外觀看起來親切、奇怪、有趣，之後才有機會繼續討論他真正關心的問題，居住自由、自然、差異、人的尺度，以及城市到底能不能容許不整齊的東西存在。

Magdeburg 那棟粉紅色的 Grüne Zitadelle，我到現在還有很深的印象。在德東這樣具有特殊歷史重量的城市裡，突然放進一座粉紅色、長滿植物、幾乎像童話世界的建築，本身就是一種挑戰。我稱不上百水先生的粉絲，但我一直喜歡他打破僵局的勇氣。很多建築要等到技術成熟、時代接受、制度允許之後才出現，可是總有人先跨出去，把一個原本看起來不合理的東西放進現實。它可能被批評，也可能被嘲笑，甚至一開始和周圍格格不入，可是時間久了，城市會開始重新解釋它。

我後來想，真正有意思的或許就是這件事。城市並不只由秩序形成，也需要一些偏離秩序的東西，才能看見自己原本的邊界。百水先生留下的那些建築，對我來說已經不只是色彩與曲線。它們更像一種提醒。一座城市如果永遠只允許符合當下審美與規則的東西存在，最後可能只剩下一種安全的樣子。真正能留下來的變化，往往開始於某個人願意先承受不合時宜。

不受時代羈絆的人，才有機會替下一個時代打開一條縫。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六十三）走進拉圖雷特修道院，卻沒有走進寧靜

走進拉圖雷特修道院，卻沒有走進寧靜

法國的那段旅程，像是一場追逐建築的時間旅行。一路上安排了許多建築，真正留下來的，卻經常超過建築本身。也許旅行真正帶回來的，是人在某個階段如何觀看世界。那一次有旅伴同行，路途因此沒有想像中那麼孤單。前往拉圖雷特修道院的路上，沿著林間小徑慢慢前進，手裡還拿著紙本書，像是在尋找一個已經讀過很多次，卻從未真正見過的地方。那種心情有一點像探險，也有一點期待，想把書裡的建築，一點一點與眼前的土地疊合起來。

穿過樹林後，修道院突然出現在坡地上。大片草坡之間，一座巨大的混凝土量體架在地形之上，像一頭沉默的機械生物。它粗糙、沉重，甚至帶著某種距離感。這是柯比意晚期最重要的建築之一，也是現代建築談論粗獷主義、宗教空間與共同生活時很難避開的作品。然而當我真正站在它面前，建築史上的那些名詞反而慢慢退到後面。因為這裡依然是一座正在被使用的修道院，有人生活、閱讀、祈禱，也有人在這裡保持沉默。我只是一個短暫經過的人，輕輕走進去，再輕輕離開。

我記得自己想看那些混凝土牆面、光線、走廊、教堂、房間，也想理解柯比意如何把人的生活壓縮進如此克制的尺度裡。但旅行終究只能讓人看見局部。短短幾個小時，很難知道一座修道院真正的生活是什麼，也很難理解住在這裡的人每天如何面對沉默、紀律與時間。後來想想，其實也沒有關係。看見本身已經完成了一部分願望。那時候的我，大概只是想證明自己真的來過，真的走進書本裡曾經反覆觀看的空間。腳程抵達了，心卻未必到達。身體已經站在建築裡，內在卻仍停留在自己的問題之中。

只是拉圖雷特沒有像朗香教堂那樣深深擊中我。這未必與建築本身有關。回頭看，更可能是當時的心並沒有完全停留在那裡。人在旅行時，以為自己正在接收風景，其實內在狀態也一直決定我們能接收到多少。心裡仍然波動的時候，即使走進一座以沉默、秩序與祈禱構成的修道院，那份寧靜也未必能真正進入身體。腳程可以抵達一座建築，心卻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抵達。世界就在眼前，如果內核還不穩定，看到的也可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多年之後再想起拉圖雷特，我反而理解了另一件事。看過一座建築，並不代表真正理解了它。就像看見一個人，也無法因此知道他的全部。建築有它表面可以被觀看的形體，也有長時間生活之後才會慢慢浮現的內部世界。人也是如此。也許真正的理解，都需要更長的停留，也需要一個更穩定的自己。拉圖雷特離我很遠，那段時間也已經離我很遠。也許我不會再次回去，但那座修道院留下來的問題仍然存在：當自己的內核還在波動時，我們究竟能看見世界多少？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六十二） 從一段旅程走進薩瓦伊別墅

從一段旅程走進薩瓦伊別墅

在尋找現代主義起點的那些年裡，柯比意的薩瓦伊別墅，幾乎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名字。讀建築史時，它總是以一棟潔白、乾淨、理性的建築出現，柱子、水平長窗、自由平面、屋頂花園，一套套理論被整理成清楚的知識。但真正讓我想去看的，始終還是那個問題：當這些畫在書上的線條真正站在土地上，人的身體走進去之後，它究竟會變成什麼。於是那一次法國與德國的旅行裡，薩瓦伊別墅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地。旅程最初的起點其實沒有那麼單純，也不全然只是為了建築。很多時候，一段旅行能夠真正發生，背後都有許多事件、條件和困難一起推著我往前走。交通、時間、金錢、路線，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處理。後來回頭看，我才慢慢理解，企劃旅程本身其實也是一種修行。

很多事情都需要一個契機。那個契機未必宏大，有時只是心裡突然覺得，現在應該去了。至少我知道，那一段旅程我是開心的。只是我一直很在意一件事情：一個理想究竟能不能真正落實，而且落實之後是否還能維持原本想像中的完整。

走進薩瓦伊別墅時，我也會想到柯比意。1920年代的他，面對汽車、工業、混凝土、新的生活方式，試圖推進一套新的建築秩序。他想處理的問題很大，住宅只是其中一個入口。他相信空間可以被重新組織，結構解放之後，牆、窗、動線與人的生活都能重新安排。從這個角度看，薩瓦伊別墅就像一座昂貴而徹底的實驗室，把一個時代對未來生活的想像直接蓋在巴黎郊外的土地上。

然而真正到了現場，我反而開始注意它作為「被保存建築」的狀態。白色牆面被修復得乾淨，坡道、窗景、屋頂花園都被小心維護，每一個空間都可以被觀看、被解說、被拍照。這當然是一件珍貴的事情，一座接近百年的建築還能讓後來的人親自走進去，本身就是文化保存的成果。可是在這麼完整的保存裡，我又產生另一種疑問：生活去了哪裡？我看到一棟被保存下來的建築，卻很難看到一個家庭真正生活過的痕跡。曾經的漏水、取暖、家具、日常移動，那些建築真正和人的身體磨合時產生的問題，經過修復與博物館化之後，都變得很安靜。它像一座長期存在的世界博覽會展館，被不斷觀看，也被不斷確認其歷史地位。

這並沒有減少我對它的喜歡，只是建築朝聖到了某個階段之後，我開始想尋找自己的答案。薩瓦伊別墅最吸引我的地方，也許就在於它把人的空間尺度推到了一個非常自由的位置。柱子將建築抬離地面，牆面不再被結構完全控制，坡道讓身體慢慢上升，水平長窗把外面的樹林切成一條連續風景，最後又走向屋頂與天空。那是一種很奢侈的空間自由。百年前如此，百年後回頭看，多數人的住宅其實依然很難擁有這樣的流動性。建築史告訴我們，它代表現代生活的可能；現實生活卻提醒我們，這種可能從來沒有真正普遍發生。經典因此變得更有意思，它一方面指向未來，另一方面也暴露理想與日常之間始終存在的距離。

後來再回頭整理那段旅行，我才發現真正留下來的內容從來不只一棟薩瓦伊別墅。很多訊息是在幾年之後才慢慢串接起來。當時看到的一扇窗、一段坡道、一片草地，也許只留下模糊感受，直到後來經歷更多城市、更多建築、更多自己的選擇，才開始知道當時究竟在看什麼。我曾經以為抵達一個重要建築現場，也許會突然得到某種天啟，所有問題都會變得清楚。現在我反而對這件事情保持懷疑。出發前要不要把功課全部做完，也沒有唯一答案。旅程本身就充滿變數，土地在改變，城市在改變，建築被重新使用、保存、修復，人本身也一直在改變。也許真正值得期待的，就在這些變數彼此碰撞的瞬間。你原本只是去看一棟建築，很多年之後，才發現自己真正帶回來的，其實是一個還沒有結束的問題。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六十一） 拜羅伊特，一座城市成為舞台

拜羅伊特，一座城市成為舞台

住在紐倫堡的那些年，暑假有時間，我偶爾會搭著區域列車往附近的城市走，Bayreuth 是其中很容易抵達的一站。 Bayreuth 和華格納有關，音樂節、歌劇與 Festspielhaus 幾乎就是這座城市最直接的文化標記。一個作曲家最後替自己的作品蓋了一座劇場，連觀眾怎麼坐、樂團藏在哪裡、燈光如何消失、聲音怎麼傳到人的耳朵，都要重新安排。多年後回頭看，我明白華格納真正建立的其實是一個完整的藝術世界，而那時候的我，也許已經隱約在思考，一個創作者最後究竟要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哪裡發生。

真正留在記憶裡的，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來自 Bayreuth 的庭園。那個夏天的綠很深，陽光從樹葉縫隙落下來，樹叢一層一層往遠處推進，形成像洞穴一樣的景深。走過一段樹籬，後面又出現水面、亭子、森林與另一條路，景色沒有一次全部交代，而是隨著身體移動慢慢打開。

Eremitage 從十八世紀就已經是一座被精心編排的宮廷景觀。Wilhelmine 把森林、洞窟、水池、人工廢墟、中國亭與道路組織在一起，甚至連貴族模仿隱士生活，都像一場被安排好的劇。這裡表面上是一座花園，內部其實一直在安排觀看，連走路的時間都成為設計的一部分。

我覺得 Bayreuth 是一座過度追求秩序的城市。建築講究比例，花園有軸線，街道安靜，所有東西好像都被放在應該出現的位置，精準得讓人舒服，又隱約產生一點不自在，彷彿連人都只是場景裡按照設定移動的 NPC。可是仔細看，這裡的景觀其實一直在製造偏差。筆直的樹籬旁會出現彎曲道路，正式的宮殿後面突然接進森林，幾何花園裡藏著洞窟、廢墟與異國亭子。秩序先被建立起來，接著再故意讓某些東西鬆動。也許這就是我後來喜歡這座城市的原因，因為音樂也是如此。建築可以精準計算，景觀可以控制視線，可是音樂一開始，時間就開始流動，停頓、轉折、延遲與突然出現的聲音，會把原本過度穩定的空間重新打開。

那個夏天，市區裡也有音樂和舞蹈。舞者的身體穿過安靜的廣場，聲音從建築之間流動，在陽光裡顯得特別耀眼。2013 年又剛好是華格納誕辰兩百週年，整座城市都被 Wagner 的名字包圍。我也在這裡看見我們紐倫堡藝術學院校長 Ottmar Hörl 的作品，一尊又一尊小小的華格納出現在城市與花園中。單看只是小公仔，五百尊同時出現之後，整個景觀的節奏都被改變了。我想到它很像針灸，針很小，身體很大，可是只要位置準確，原本的氣就重新流動。Hörl 沒有重新設計在既有秩序裡插入另一種頻率，也讓人開始思考，到底是 Wagner 在指揮音樂，還是這個死去一百多年的藝術家，至今依然在指揮 Bayreuth。

多年後重新整理這趟旅行，自己當時真正注意的，也許一直都是一座城市如何成為舞台。Wilhelmine 用森林、道路與水景建立舞台，Wagner 用劇場、音樂與黑暗建立自己的世界，Hörl 再把作品放回城市，短暫改變它原本的節奏。建築提供結構，景觀安排視線，音樂改變時間，舞蹈讓身體進入其中，藝術則在那些太過穩定的地方製造一點偏差。

那個夏天的 Bayreuth，陽光很亮，植物綠得近乎不真實，我走在一層又一層的樹洞與亭子之間，當時可能還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尋找什麼。現在回頭看，問題其實一直都在那裡。華格納有 Festspielhaus，Wilhelmine 有她的花園，Hörl 把城市當成展場，而我走過這麼多人的舞台之後，也開始問自己，自己的劇場，舞台在哪。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六十）ICU後的天外天

ICU後的天外天

故事回到自己家鄉。有一天，天外天被掀開了屋頂。那個畫面很像一個進了ICU很久的人，突然被大家看見。拆除工程引起注意，媒體來了，文史工作者來了，許多關心城市的人也來了。它像是在最後一段喘息裡，忽然得到很多人的關注，只是到了那個時候，能做的事情已經很有限。人有生命週期，建築也有。一棟建築究竟能不能延續下去，我一直覺得跟它長在哪一塊土地、跟什麼樣的人一起生活有很大的關係。有些建築老了，城市願意繼續跟它生活；有些建築老了，等待它的就是下一次開發。

2016

2026

2016年回到台灣，也重新回到台中生活。離開家鄉那麼多年，我開始想看看這片土地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也重新走進以前沒有仔細看過的地方。台中後站、二十號倉庫是一條記憶的路徑，清水也是。以前在港區藝術中心前那片眷村，我曾經參與過相關專案，那裡同樣經歷漫長的等待。老房子荒廢、封閉、保存、修復，一等就是很多年，最後才慢慢找到新的方向。現在回頭看，那段清水的經驗讓我開始明白，城市裡有些東西必須等待很久，二十年後才可能重新開花。也因為看過這樣的可能，我那時候總相信，只要一個地方還沒有完全消失，就還存在被重新理解的機會。

2017年前後，我還有很強的冒險心情，常常跑去鄉鎮、老房子和廢棄空間裡看。只要還能進去，就想多看一眼。天外天也是在那段時間進入我的視線。那時因為辦理教育部原民新校園運動相關活動策展，也跟德昌營造談空間租借，因此開始在周邊做田野調查。走在台中後站，很容易感覺到城市正在斷裂，一邊是新的道路、新的建設與新的土地價值，另一邊是失去功能的倉庫、劇場與老房子。二十號倉庫塵封，周圍像一片等待重新編輯的城市廢墟。這讓我想起清水，同樣是老建築、同樣經歷漫長等待，結果卻可能完全不同。我開始問自己，回到台中以後，我究竟能為自己的城市做些什麼。所以去探險、去看現場、參與論壇，也曾經特別北上參加文化論壇。那時鄭麗君擔任文化部長，討論裡也碰觸到文化資產保存、城市發展，以及天外天這類正在消失的空間。

關心天外天的人其實很多，只是城市裡還有地主、政府、開發利益、文史工作者與一般市民，每一個人站的位置不同，看見的未來也不同。當保存與土地利益被放在天秤兩端，事情就沒有想像中單純。我剛從歐洲生活回來，可能還帶著一點天真，看過許多老建築被留下來、修復、重新使用，很自然會覺得城市應該替五十年、一百年後的人保留一些東西。清水的經驗也讓我相信等待可能有結果，可是天外天讓我看到另一個答案。城市有自己的節奏，土地有自己的價格，政治也有自己的時間。長遠的文化價值，很難每一次都贏過眼前的利益。最後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而天外天始終沒有成為那個幸運兒。

2021年，天外天正式落幕。曾經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劇場，曾經有人在裡面喝茶、看戲、看電影、交朋友的地方，最後被夷為平地。清水那些等待二十年後重新被打開的老房子，至少還有一個可以重新開始的地方；天外天最後留下的，卻只剩照片、構件和曾經走進去的人。對我來說，它真正留下來的記憶也很簡單，就是一次年輕時的闖蕩。我曾經走進去，看過它還沒有完全死去的樣子，後來入口被堵住，再也上不去了，再後來整棟建築消失。城市有時候就是這樣，有些地方等了二十年重新開花，有些地方等不到下一個春天。你曾經以為它還會一直在那裡，幾年後再回去，土地還在，建築已經不見了。最後留下來的，只剩下自己曾經走進去的那一次。

一座建築進入ICU之後，很多人才開始想起它曾經活過。只是當城市真正決定拔掉呼吸器，記憶就只能留在曾經走進去的人身上。

Tianwaitian nach der Intensivstation

Die Geschichte führt zurück in meine Heimatstadt. Eines Tages wurde das Dach von Tianwaitian aufgerissen. Das Bild erinnerte mich an einen Menschen, der lange auf der Intensivstation gelegen hatte und plötzlich von allen gesehen wurde. Der Abriss erregte Aufmerksamkeit: Die Medien kamen, Heimatforscher kamen, und viele Menschen, denen die Stadt am Herzen lag, kamen ebenfalls. In seinen letzten Atemzügen erhielt das Gebäude auf einmal viel Zuwendung. Doch zu diesem Zeitpunkt ließ sich nur noch wenig tun. Menschen haben einen Lebenszyklus, Bauwerke auch. Ob ein Gebäude weiterleben kann, hängt für mich stark davon ab, auf welchem Boden es gewachsen ist und mit welchen Menschen es zusammengelebt hat. Manche alten Gebäude dürfen weiter am Leben der Stadt teilnehmen. Auf andere wartet die nächste Bebauung.

2016 kehrte ich nach Taiwan und in das Leben in Taichung zurück. Nach so vielen Jahren fern der Heimat wollte ich wissen, wie sich dieses Land verändert hatte, und Orte noch einmal ansehen, die ich früher kaum beachtet hatte. Das Gebiet hinter dem Bahnhof von Taichung und das Lagerhaus Nr. 20 bildeten einen Weg durch meine Erinnerung; Qingshui war ein weiterer. An einem Projekt zu der ehemaligen Militärsiedlung vor dem Port of Taichung Art Center hatte ich früher mitgearbeitet. Auch dort hatte man lange warten müssen. Die alten Häuser standen leer oder waren geschlossen, wurden erhalten und restauriert und fanden erst nach vielen Jahren langsam eine neue Richtung. Rückblickend lehrte mich Qingshui, dass manche Dinge in einer Stadt sehr lange warten müssen und vielleicht erst zwanzig Jahre später wieder aufblühen. Weil ich diese Möglichkeit gesehen hatte, glaubte ich damals, dass jeder Ort, der noch nicht ganz verschwunden war, auch neu verstanden werden konnte.

Um 2017 hatte ich noch viel Lust auf Abenteuer und besuchte häufig Kleinstädte, alte Häuser und verlassene Räume. Solange ich hineinkam, wollte ich noch einen Blick darauf werfen. In dieser Zeit fiel mir auch Tianwaitian auf. Während ich Veranstaltungen zum Projekt einer neuen indigenen Schullandschaft des taiwan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 kuratierte, sprach ich mit der Baufirma Te Chang über die Anmietung von Räumen und begann in der Umgebung Feldforschung zu betreiben. Hinter dem Bahnhof von Taichung war zu spüren, wie die Stadt auseinanderbrach: Auf der einen Seite neue Straßen, neue Bauten und neue Bodenwerte, auf der anderen Lagerhäuser, ein Theater und alte Wohnhäuser, die ihre Funktion verloren hatten. Das Lagerhaus Nr. 20 war verschlossen; die Gegend wirkte wie eine städtische Ruine, die darauf wartete, neu gefasst zu werden. Ich dachte an Qingshui: wieder alte Gebäude und langes Warten, aber womöglich mit einem ganz anderen Ausgang. Ich fragte mich, was ich nach meiner Rückkehr für meine eigene Stadt tun könnte. Also erkundete ich Orte, besichtigte sie und nahm an Foren teil. Für ein Kulturforum fuhr ich sogar eigens in den Norden. Damals war Cheng Li-chiun Kulturministerin; die Gespräche berührten den Denkmalschutz, die Stadtentwicklung und Räume wie Tianwaitian, die gerade verschwanden.

Viele Menschen sorgten sich um Tianwaitian. Doch in der Stadt gab es auch Grundeigentümer, Behörden, 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 Heimatforscher und Bewohner. Jeder stand an einer anderen Stelle und sah eine andere Zukunft. Sobald Erhaltung und Bodenwert gegeneinander abgewogen wurden, war die Sache nicht mehr einfach. Ich war gerade aus Europa zurückgekehrt und vielleicht noch ein wenig naiv. Dort hatte ich viele alte Gebäude gesehen, die erhalten, instand gesetzt und neu genutzt wurden. Deshalb schien es mir selbstverständlich, dass eine Stadt auch für die Menschen in fünfzig oder hundert Jahren etwas bewahren sollte. Qingshui hatte mir gezeigt, dass sich Warten lohnen konnte. Tianwaitian zeigte mir einen anderen Ausgang. Eine Stadt hat ihren eigenen Rhythmus, Boden hat seinen Preis und Politik ihren Zeitplan. Langfristiger kultureller Wert setzt sich nicht jedes Mal gegen unmittelbare Interessen durch. Am Ende bleibt, was sich retten lässt. Tianwaitian gehörte nicht zu den Glücklichen.

2021 fand Tianwaitian sein endgültiges Ende. Ein Theater, in dem einst Hunderte Platz fanden und Menschen Tee tranken, Aufführungen und Filme sahen und Freundschaften schlossen, wurde dem Erdboden gleichgemacht. Den alten Häusern in Qingshui, die nach zwanzig Jahren wieder geöffnet wurden, blieb wenigstens ein Ort für einen Neubeginn. Von Tianwaitian blieben nur Fotografien, Bauteile und die Erinnerungen der Menschen, die es betreten hatten. Für mich ist diese Erinnerung einfach: ein Abenteuer meiner jüngeren Jahre. Ich ging hinein und sah es, als es noch nicht ganz tot war. Später wurde der Eingang versperrt, und ich konnte nicht mehr hinauf. Noch später verschwand das ganze Gebäude. Städte sind manchmal so. Manche Orte blühen nach zwanzig Jahren erneut, andere erleben keinen nächsten Frühling. Man glaubt, ein Ort werde immer da sein. Ein paar Jahre später kehrt man zurück: Das Grundstück ist noch da, das Gebäude nicht mehr. Übrig bleibt der eine Besuch im Inneren.

Erst wenn ein Gebäude auf der Intensivstation liegt, erinnern sich viele daran, dass es einmal gelebt hat. Beschließt die Stadt schließlich, das Beatmungsgerät abzuschalten, bleibt die Erinnerung nur bei denen, die damals hineingegangen s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