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三十五）Wittenberg：一座城市如何用藝術再次打開歷史

Wittenberg：一座城市如何用藝術再次打開歷史

2015 年，我們曾經參與一個關於 Wittenberg 的競圖。當時其實沒有完全理解，自己正處在一個多麼龐大的歷史計畫之中。正式計畫是為了迎接 2017 年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所策劃的 Weltausstellung Reformation「Tore der Freiheit」，宗教改革世界博覽會「自由之門」。

這是一項從 2008 年 Lutherdekade 開始、一路推進到 2017 年的十年計畫，透過將近十年的時間，把宗教改革的歷史重新放進當代社會、文化、宗教、政治與城市發展之中。到了 2017 年，Wittenberg 舊城以及環繞城市的城牆綠帶被重新組織成一座持續四個月的開放式世界博覽會，七個不同的 Torraum 分別討論歡迎、靈性、青年、正義與和平、全球化、宗教與文化。整座城市成為展場，人們沿著城市移動，穿越不同的門，也進入不同的問題。Wittenberg 因此再次成為思想發生的場所，五百年前從這裡傳出去的問題，在五百年後被重新帶回城市。

2015 年，我們紐倫堡藝術學院在 Prof. Simone Decker 的 Kunst und Öffentlicher Raum 課程中受到邀請，參與第五區 Torraum 5「Globalisierung – Eine Welt」，全球化，一個世界。整個競圖採邀請制，七個區域共邀請二十一所大學與藝術學院，每個 Torraum 由三所學校提出方案。第五區除了 Nürnberg，還有 Kiel 的 Muthesius Kunsthochschule 與 Universität Wien。主辦單位早已依照不同學校的教學方向、藝術實踐與空間研究，選擇適合面對各個城市課題的團隊。

Torraum 5 位於 Wittenberg 舊城北側、新市政廳後方與 Arsenalplatz 一帶，是由停車空間、公共建築、道路、綠地與城市入口共同組成的都市場域。競圖要求涵蓋市集、攤位、餐飲、遮棚、舞台、國際組織、不同文化活動以及數千人在其中停留、交流、辨識方向與移動的方式。 我們真正面對的課題，是如何用藝術與空間語言，建立一座只存在四個月、每天持續改變、同時容納大量人的微型城市。

這個課題最讓我記得的，其實是提案過程裡大量的討論、辯論與衝突。一群藝術學生共同面對「全球化」如此龐大的議題，每個人對世界都有不同的理解，誰擁有發言權、誰決定最後方向、什麼觀點值得留下、什麼方案太激進，逐漸形成班級內部自己的政治。那一年正值歐洲難民危機最劇烈的階段，大量難民經由地中海進入歐洲，船難、邊境、移民政策、國家以及人道責任不斷出現在新聞之中，因此我們也把難民議題帶入「Globalisierung – Eine Welt」。

其中一個非常強烈的提案，是將曾經在義大利接收難民的船隻直接拖到 Wittenberg，讓一艘真正經歷過地中海的船出現在 Luther 的城市，同時將大量高彩度橘色救生艇散布於城市之中，作為空間節點與視覺地標。橘色救生艇散落在德國小城之間，宗教改革、全球化、難民、邊境、生命與自由在同一個空間相互碰撞，那是一個至今仍然非常清楚的視覺記憶。

然而藝術上的強烈立場，與競圖策略之間始終存在距離。班上有許多激進、左翼與理想主義的想法，期待藝術直接進入政治事件，甚至站在衝突最前線。這些觀點確實具有力量，但競圖同時還要處理安全、工程、預算、活動營運、居民、觀眾、城市形象以及四個月的實際運作。

藝術可以提出尖銳問題，競圖則要求把問題轉化為可被實現的空間系統。最後獲得 Torraum 5 首獎的是 Universität Wien，我們並沒有贏得競圖。多年後重新回頭看，我反而更能理解一次大型合作真正留下來的東西。當時我在專案裡主要負責空間詮釋、模型以及視覺指引，思考人在基地之中如何理解整體計畫。有人提出政治觀點，有人發展概念，有人處理空間，有人製作模型，有人建立視覺，有人負責技術，也有人需要把彼此衝突的意見重新整理。大型專案從來都是許多角色共同形成，每一個人可以控制的是自己如何把那個位置做好，最後能不能贏得競圖則屬於另一個層次的結果。

現在重新回顧這件事情，我理解 2015 年其實很早就讓我碰到今天仍然持續面對的公共藝術問題。合作本身存在權力關係，空間同樣涉及權力。誰可以進入、誰可以停留、誰能發言、哪些故事會被看見，都藏在空間的配置之中。城市也以相似方式形成。Wittenberg 的歷史沒有停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五百年間，人們對 Luther、宗教改革、自由、信仰、國家與權力不斷產生新的詮釋，每一個時代都重新閱讀這段歷史。2017 年「Tore der Freiheit」所做的事情，就是再次把歷史打開，將五百年前產生的問題重新放進二十一世紀：自由今天意味著什麼，信仰如何存在，全球化帶來哪些連結與衝突，一個世界究竟是否可能。當大量難民正在地中海上尋找進入歐洲的入口，而我們同時在 Luther 的城市裡討論「自由之門」，那個歷史時間本身已經形成了一種極其強烈的對照。

十多年後再回到 Wittenberg。更值得記住的是，我曾經在那個時間點進入一場橫跨十年的城市計畫，也第一次具體經驗到藝術如何介入城市，而城市又如何承載歷史、信仰、政治、社會與不同世代的爭論。五百年的城市發展從來存在多重立場，藝術作品也往往從這些分歧與對話之中慢慢生成。

宗教改革真正留下來的價值，也許就在這種持續質疑既有秩序、重新理解自由、重新思考誰擁有解釋世界權力的能力。當一個思想經過五百年仍然可以被重新討論，它才真正進入文化。回頭看 2015 年的自己，在工作室裡做模型、調整空間、整理視覺，與同學爭論一艘船究竟應該被放在哪裡，那時並不知道自己已經短暫進入一條延續五百年的歷史長河。

今天值得想追問的，是五百年累積的爭論究竟留下多少智慧，而我們這一代又能從其中理解多少，最後留下什麼給下一個五百年。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三十四） 主線任務終究回到柏林

主線任務終究回到柏林

土地、文化、城市的研究，繞了一大圈，最後還是回到柏林。那裡是我在紐倫堡藝術學院「建築與都市研究」學習時很重要的一條主線。雖然學校在紐倫堡，我們觀看城市的方法，卻經是要以柏林出發，再一路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第一學期十月開學沒多久，我們就開始準備前往巴西聖保羅研究計畫準備。客座教授 Christopher Roth 的「80*81」研究計畫成為其中一條理解世界的方法，課程也開始把聖保羅、巴西的城市發展，以及南美洲現代建築與 Brutalismus 粗獷主義放進討論裡。

除了共同進行的海外研究，每個人也有自己的論文與個別課題，我當時選擇討論移動攤販的經濟行為，以及台灣「檳榔西施」在都市道路與市容之中形成的特殊空間樣態。現在回頭看，那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題目，卻是我第一次比較有意識地從自己的國家、土地與城市出發，重新觀看一個地方。

真正影響我的，其實是後面的研究方法。我們開始把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帶到另一個地方比較，去看不同國家的歷史條件、政治制度、經濟狀態與土地問題，尋找其中反覆出現的因子。視野慢慢被打開，德國、台灣、巴西開始同時存在於一張圖裡。一個城市遇到的問題，也許世界另外一個角落早就發生過，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尋找那些已經出現的案例，再把它們帶回柏林。

當柏林市容持續改變中，城市東側許多區域重新進入開發、資本與土地價值的討論，一個新的世界被打開之後，接下來會遇到什麼？住宅、土地、產權、人口移動、都市規範，還有誰可以留在城市裡，答案可能散落在世界各地。我的指導教授 Arno Brandlhuber 是柏林建築師，也是當時紐倫堡藝術學院建築與都市研究的教授，他長期關注柏林的城市發展、建築法規與空間生產，帶著我們去看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什麼，再回頭思考柏林自身的城市建設問題。

多年以後，Brandlhuber教授他對建築與制度的研究一路延伸到 Legislating Architecture，以及 HouseEurope! 這類歐洲層級的建築制度倡議。可以同時理解成「法律塑造設計」與「去設計法律」，「把法律本身也當成建築設計的一部分」。

這也是我後來才慢慢理解的事情，建築可以談一面牆、一個空間、一棟房子，也可以一路往後追，追到土地制度、資本、法律、政治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只是當時的我，還沒有能力把這些事情說得那麼清楚。

那趟巴西研究裡，我自己選擇的城市課題是信仰。我去了阿帕雷西達 Aparecida，想理解 Nossa Senhora Aparecida，也就是巴西極重要的聖母信仰，以及一座城市如何圍繞著朝聖逐漸形成。

如果用台灣的經驗去理解，我會想到媽祖信仰與進香。當重要的宗教節日來臨，上萬甚至更多的人同時湧進一座城市，汽車、遊覽車、攤販、信徒與宗教儀式全部集中在同一個地方，人們前來朝聖、祈禱、接受祝福，再離開。那是一個非常壯觀的視野，無盡的廣場、無盡的車流、無盡的市場，以及大到近乎離譜的教堂，人在那個尺度裡突然變得非常小。

我真正想研究的，其實就是這件事情，一個信仰怎麼慢慢變成交通，變成商業，變成廣場，變成建築，最後形成一整套龐大的城市空間秩序。可是我當時困住了，我看到了很多東西，卻不知道應該站在哪一個位置解釋它。剛開始接觸這種研究方法，我甚至不知道研究究竟要怎麼做，很多時候腦袋裡已經有感覺，也知道眼前的事情很重要，語言卻跟不上，無法精確地表達，也無法把自己真正想討論的意圖傳達出去。現在回頭看，那就是學習真正開始的地方。

同一趟旅程裡，我們還去了 Angra dos Reis 一帶的核能設施。核電廠坐落在大西洋沿岸，周圍是海灣、山地與自然景觀，對我而言，那個衝突感很像在墾丁、恆春半島一帶的自然與觀光環境裡，突然出現一座巨大的核能設施，尺度一下又被推向另外一個方向。當時的德國正在逐漸走向核能退場，巴西的核能發展歷史裡，卻留下了一條非常清楚的德國線索。

1975年，巴西與當時的西德簽訂核能合作協議，Angra 2 與 Angra 3 的發展，也和這套技術合作與設備輸出有直接關係。這件事情讓我開始感覺到某種矛盾，一個國家開始重新思考核能風險，同一套技術卻曾經透過國家合作，被帶到世界另外一個地方。能源政策、技術輸出、經濟利益、國家利益與地方環境全部纏在一起，我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理解，建築真正碰到的事情遠遠超過建築本身。它會碰到社會，碰到政治，碰到經濟，碰到土地，也會碰到歷史與人的生活。這也是建築與都市研究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城市規劃、建築與都市研究彼此交錯，建築只是進入問題的一個入口，後面還連著社會學、政治、文學、哲學，以及許多完全不同的知識系統。對我來說，那其實是一種多面向思考的訓練，我也是從那個時候，才真正開始打開自己的想像力。

只是這趟旅程還有另外一條線。我曾經可能就在那場海上的意外裡，直接跟這個世界說再見，最後活了下來。十幾年之後重新回頭，我有時候還是會問自己，既然那一次留下來了，接下來到底要走什麼樣的路？這個世界把我留下來，我究竟想拿剩下的時間做什麼？

也許我後來對時間一直有某種焦慮，就是從那裡開始的，但同一個起點，也一直推著我往前。柏林、巴西、台灣，城市、建築、土地、信仰，最後又全部纏回自己的人生。很多事情當下看起來只是偶然，過了十幾年重新把它們攤開，一段接著一段，我才慢慢看見它們其實一直在形成某種路徑，最後成為我後來創作裡，一條始終沒有消失的主旋律。

#Deutschland #德國 #berlin ＃柏林 #巴西 #SãoPaulo 

#ArnoBrandlhuber  #Aparecida #粗野主義  #Brutalism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 （三十三） 憂鬱城市 Freiberg

憂鬱城市 Freiberg

多年以後我把地圖攤開，開始標記自己的記憶座標。曾經在哪裡、做過些什麼、走過哪些路徑、留下哪些印象與風景。哪些地方屬於日常，家在哪裡，每天往返的路線如何展開，甚至當時思考的路徑又在哪裡。那些原本散落的東西，慢慢從平面的地圖上浮現出來。

後來，我到達Freiburg 這座城市，繼續學習語言。生活範圍很小。住處、教室、超市、回家的那條路。那是一段實在困難的工程德語學習。整個學習陷入僵局。物理、化學原本就是我相對陌生的知識，一下子又要全部轉換成德語重新理解。專業知識、語言、工程邏輯同時疊在一起，那段時間很難找到學習的樂趣。更多留下來的是挫折。憂鬱可能來自這座山城的天氣。憂鬱也可能來自出遠門的不方便。有一段時間，我真的覺得自己被困住了。

Freiberg 是一座和礦物緊密連結的城市。這座城市過去因銀礦而富裕，礦業曾經支撐了薩克森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經濟與城市發展。最後一座礦坑在一九六九年關閉，開採停止以後，礦業變成這座城市的記憶方式。

關於礦工、礦業文化與節慶，是我對 Freiberg 很深的印象。那些穿著傳統礦工服飾的人群、儀式、音樂，以及城市對自身礦業歷史的記憶，都讓這座小城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時間感。一個已經結束的行業，每年被重新穿回身上一次。

TU Bergakademie Freiberg 創立於一七六五年，是今天世界上仍然運作的最古老礦業學院。地質學與礦業學一直是這座城市與這所大學的核心。我那時候的同學裡有許多俄羅斯人。現在重新放回當年的能源與產業脈絡裡看，會覺得這件事情很有意思。當時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合作仍然相當密切，北溪天然氣管線也正在成為歐洲能源結構的一部分。當時我其實沒有能力把這些事情串在一起。我只是生活在裡面。多年以後，才開始知道每一段生活都有它背後更大的時代背景。

礦物需要精準開採，後續需要科學加工，也需要耐心。但我失手了。人生有時候也像挖礦，需要一層一層往下挖。挖出來之後還沒有結束，清晰度需要拋光，形狀需要打磨，最後得到的是寶石，還是一件失敗品，其實很難預料。

我想，我在那一段打磨的過程裡失手了。但人生也沒有因此結束。一顆壞了，那就換一顆吧。至於後來這顆礦石能夠怎麼被看見、怎麼被定價，又是另外一種本事。

Freiberg 或許也是如此。一座需要被重新看見的礦石城市。一座我短暫停留的城市。也是我暫時告別德國以前的一段序曲。

亞歷山大・馮・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也曾經來到 Freiberg。一七九一年他在 Bergakademie Freiberg 註冊，八個月讀完一般需要三年的課程。他在這裡接觸礦物、地質與採礦，也在這裡學會怎麼看岩石、看土地。

後來我讀到《丈量世界》，Daniel Kehlmann 著作《Die Vermessung der Welt》。書裡有許多篇章沿著洪堡的生命與旅行展開。現在回頭看這件事情，突然覺得非常有意思。一個後來走向世界、不斷測量自然的人，也曾經在這座小城裡學習如何看礦物。

而我也曾經在這裡。只是當時的我其實也正在測量自己的極限，測量自己能夠承受到哪裡，測量什麼東西真的適合自己，也測量一條人生路徑走到某個位置之後，究竟還要不要繼續。如果人生存在一段英雄旅程，那麼 Freiberg 大概就是其中那片帶著迷霧的森林。走進去以後，看不清楚前面，也很難確定出口在哪裡。那時候我偶爾會問自己，來到這裡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現在我要對自己做一次校準。我一直把 Freiberg 記成一座陰暗的山城，把憂鬱歸給天氣，歸給交通。它在厄爾士山脈北緣，離德勒斯登三十公里。我記憶裡那座困住我的高山，地理上並不存在。困住我的東西，有一部分在我自己身上。

那真的是事實嗎。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心理上的枷鎖。今天我願意承認後者佔的比例比我當年以為的高。後來再次回到德國，我已經心有所屬。我知道自己想走向藝術，也就再也不太想碰工程類的學科。

有時候我還是會想。如果一開始的目標就是藝術學院，會不會少走一些路。我不知道。這是一個永遠無法重新驗證的假設。那些繞路已經發生了。而那些路徑，也確實把我帶到一些原本不會抵達的地方。Freiberg 就是其中之一。

有些地方的意義，當下並不會出現。可能要過很多年以後，才知道自己曾經在那裡學到了什麼。有些知識，照片和書本無法完成。有些事情，必須自己抵達現場。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三十二） 回顧100年前居住正義的實踐場所

回顧100年前居住正義的實踐場所

一座用工程思維設計生活的城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是得親自去看看。念建築那段時間，我的同班同學正好是斯圖加特大學畢業，他一直大力推薦這座城市，白屋聚落 Weißenhofsiedlung 當然也在必訪名單裡。

後來才發現，很多旅程都是這樣開始的，有人在你面前留下幾個名字，你先記著，幾年後真的走到現場，再慢慢變成自己的研究、記憶，最後甚至進入創作。那一趟往德國西邊城市的旅程，本來就帶著許多課題。看過包浩斯之後，我開始想，現代建築那些宏大的宣言，最後真正要解決的是什麼。形式可以革新，材料可以革新，人的生活最後仍然回到居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住宅不足、衛生、租金、空間效率都變成現實問題。維也納用大規模社會住宅提出它的答案，斯圖加特則在1927年直接把一座山坡變成實驗場。

白屋是一九二七年，城市出錢，十七位建築師出形式，回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住宅短缺，測試的是房子的形狀。那是一場100年前，以現代住宅回應居住危機的城市實驗。Mies van der Rohe 負責整體規劃，邀請 Le Corbusier、Walter Gropius、J.J.P. Oud、Hans Scharoun、Peter Behrens 等建築師共同參與。表面看是一批白色住宅，真正測試的是普通人是否有可能住得更健康、更自由，也更有尊嚴。

陽光、空氣、衛生、最小居住面積、工業化施工、標準化與彈性空間，今天看來近乎常識，當時卻是在重新發明一套生活秩序。柯比意當然是其中必看的重點。念建築史時，「新建築五點」總被整理成架空柱、自由平面、自由立面、水平長窗、屋頂花園幾個名詞，圖片看過很多次，考試也會背，但我一直不知道那些詞真正進入身體會是什麼感覺，所以還是得站進去，看比例、看光、看人的移動，也看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歡。

白屋從第一天就標好價格了。 那批房子對外宣稱是未來工人住宅的原型，實際上每一棟都是訂製的，造價與家具遠超過一般工人負擔得起的範圍，跟標準化量產真正要處理的技術難題關係不大。它是一場關於居住的展覽，觀眾買得起門票，買不起房子。

實際走進柯比意的住宅，只能說有趣，但我當時真的感受不到多少舒適。這也是親自看建築最有意思的地方。歷史會告訴你它多重要，評論會告訴你它多革命，身體卻可能給出另外一個答案。

紙上的平面、縮小的圖片、老師投影出來的案例，都無法替代真正站在空間裡的判斷。我以前總覺得歐洲學生很幸運，很多世界級作品就在幾個小時火車距離裡，甚至就在日常生活的城市，他們用很低的成本就能直接驗證建築史。但走了更多地方之後，我也不再羨慕這件事。他們仍然得處理自己的人生課題，只是起跑點離這些作品近了一些。而我願意走萬里路去確認，久了之後，這反而成為自己的學習方法。知識不是記住多少作品，而是不斷移動、觀看、交流，再把別人的答案放回自己的身體裡重新判斷。

斯圖加特對我也一直有一些奇妙的交集。我曾經申請過斯圖加特藝術學院，最後沒有被選上，後來卻又參加了學院裡 Kai 老師的城市地圖工計畫工作坊，再往後做 SUBBUS 計畫時，也和他們有過交流。

原本沒有走成的路，最後用另一種形式重新接回來，也算了結一些遺憾。命運的齒輪把自己推到哪裡，就在那裡好好扎根。那時候的我仍然會問，建築真的是我要走的路嗎，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我沒有答案，所以更需要這些城市與實驗場。去看看一百年前的人怎麼面對他們的未知，也去確認自己的未知能不能在裡面找到一些線索。

斯圖加特本身就很像這樣一座城市，汽車、工程、建築、交通與城市更新不斷交疊，連中央車站都可以蓋上十幾年。那種近乎潔癖的精準、對系統的執著，以及巨大工程裡偶爾出現的失控，都很像這座城市的性格。

一百年後再看白屋聚落，事情又變得更有意思。當年用來討論「人人如何住得更好」的現代住宅實驗，如今旁邊已經是 Killesberg、Killesberghöhe 這些高品質甚至高價的住宅區，再加上巨大的 Höhenpark Killesberg。白牆、大面開窗、屋頂平台、綠地、景觀、安靜與簡潔尺度，當年曾經承載居住改革的理想，百年後也成為高端住宅最喜歡引用的語彙。

理想沒有消失，只是城市重新替它標上價格。但這也不必只讀成諷刺，好的居住品質本來就值得繼續推進，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那些從居住正義出發的空間價值，最後有多少能夠真正被更多人享有。時代一直往前，問題其實沒有離開，只是不斷換了形式。

當然，斯圖加特留給我的記憶還不只有這些建築群。市立圖書館也是很深的一筆，那像一座魔法屋，後來家人去歐洲旅行，我仍然大力推薦一定要來這座城市走走，至少親自看一眼，但那又是另外一個篇章。現在回頭看，那趟斯圖加特更像一場建築修行，也是我替自己的未知與未來搭設的一座舞台。去看 Mies，去看柯比意，去看一百年前的人如何想像未來，最後還是會回到同一個問題。

看完了。然後呢，你打算怎麼用。

當下也許沒有答案。很多看過的東西，甚至過了十年才知道它留下了什麼。但實驗的火苗一直都在，那些走過的城市、看過的建築、當年還不能理解的觀念，會在另一個時間點重新找到位置。總會有它的舞台。

持續書寫，持續創作，把曾經走過的萬里路慢慢整理成自己的方法。這大概就是我對一百年前那些實驗者，最好的回應。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三十一） 再遠都得走一趟

再遠都得走一趟

2014年3月，春天剛開始，櫻花盛開。開學以前總有一段漫長的冬季假期，那時候的我很習慣替自己安排一趟旅行，像是離開原本的軌道，到另一座城市重新校準視線。那一次往西走，以Düsseldorf為據點，往周邊城市慢慢展開，Neuss就在Düsseldorf西南側。至於那趟旅程究竟去了多少地方，現在已經沒有太清楚的印象，只能靠照片、地圖與一些仍然留在身體裡的感覺慢慢拼湊。旅行對我而言，本來就是一種學習，我想親眼確認那些曾經只存在書本、圖面與想像裡的東西，也想知道前人的意志，究竟如何真正落進一座城市、一片土地，最後變成可以被人走進去的現實。

Museum Insel Hombroich 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後來回頭看，才發現自己申請德國藝術學校時提出的許多空間概念，竟然和這裡有某種相近的方向。只是當時的我沒有辦法說得那麼清楚。我只是知道自己喜歡光、喜歡路徑、喜歡空間之間的關係，也一直在想，一件作品可不可以不只是一件物件，而是一個能夠讓人進入、停留、移動、重新理解自己的場域。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異國他鄉，早已有人把這些事情實踐得如此完整。

我記得那些方塊體，像方糖一樣散落在草地與樹林之間。形式簡單得近乎不可思議，磚、玻璃、牆、開口，沒有多餘的表情，但真正走進去以後才明白，讓空間成立的其實是光。光沿著牆面移動，穿過玻璃，停在磚牆上，空間一下子變得有重量。我以前讀過軸線，也看過威尼斯Scarpa對材料、轉折、開口與視線的控制，後來才慢慢明白，大師們都有自己的一套規則。那些規則像魔法，但魔法背後其實是極度精確的判斷。到了Museum Insel Hombroich，我第一次很直接地感受到，原來這些方法不只存在於經典案例裡，它可以落在一個看似安靜、甚至沒有太多姿態的地方，然後透過風、光、水、影，變成一種真正令人感動的經驗。

Langen Foundation則是另一種震動。安藤忠雄的建築我早就知道，在台灣亞洲大學美術館也看過相似的語彙，清水混凝土、玻璃、水面、長軸線，這些都是熟悉的手法。但真正到了Neuss，氣候、光線、植物、濕度、季節全部改變以後，同一套語言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氣場。那天櫻花盛開，我沿著水面與步道往前走，玻璃、天空、櫻花與倒影疊在一起，那個畫面到現在還在。我繞了幾圈早已記不得，只記得不想離開。空間裡好像真的有一種光的魔法，讓人捨不得走快。

那時候那裡幾乎只有我一個人。畫面乾淨得令人難忘，也可能因為實在太遠了，遠到你不會隨便再回去。照片一張接著一張拍，像是想多保存一些什麼。後來我看到一位工作人員從容地沿著櫻花與水面的步道往前走，那只是她上班的日常，我卻站在旁邊看得有些羨慕。對我而言如此遙遠、需要特地來到的地方，對另一個人只是每天走過的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空間真正厲害的地方，可能就在於它最後會成為某些人的生活，而不只是一個被觀看的作品。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Karl-Heinrich Müller的想法。一開始只是一個人的夢，後來變成一群人的夢。收藏家、藝術家、建築師、景觀設計師、音樂家、作家、哲學家，在一整片廣大的基地裡慢慢工作，經營數十年，讓藝術、建築、自然、音樂、哲學、繪畫與文學持續發生。當整片土地都被視為作品，作品也就不再只是某一件雕塑或某一棟建築。建築設計的是人與作品的關係，景觀設計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步行設計的則是作品與作品之間的時間。你真正走進去以後，才會發現這裡的核心一直是「關係」。

在這空間中我是觀測者或是被觀測者。時間的分配優先於物件的分配。十一座建築散在二十五公頃裡，兩座之間隔著幾百公尺草地，你必須用腳把它們連起來。那幾百公尺沒有作品，卻決定了你走進下一座建築時的狀態。步行的距離是作品的一部分。Hombroich 取消了順序，用面積與岔路把選擇權交出去。路可以是形式，場也可以是形式，差別在於誰決定順序。

取消標籤等於轉移責任。拿掉作者、年代與材質，判斷的責任就回到站在作品前的人身上。這個做法有嚴格的適用條件，它假設觀眾願意待上半天，也假設觀眾有能力承接這份責任。

這件事對來自島嶼的我衝擊很深。我們也談地景、談藝術節、談地方創生，卻經常急著要看見成果，急著要有人潮，急著要在一年之內完成一場盛大的事件。Hombroich讓我看到另一種尺度。它願意用幾十年讓一片土地慢慢成形，願意接受某些事情暫時看不到回報，也願意相信一個願景可以經過很多人、很多世代持續修正。這種長期性，對當時的我而言幾乎難以想像。

我有時候會想，Müller最初站在那片土地上的時候，究竟看見了什麼。眼前也許只是荒地、舊建築、濕地與農田，但他看到的是一整個尚未完成的世界。所謂勇氣，也許就在這裡。夢很容易說，真正困難的是願意用數十年的時間去支撐它，還要讓其他人相信這個畫面值得一起完成。一群人願意看見你的想望，然後助你一臂之力，這才讓一個人的夢逐漸變成現實。

回頭看2014年的自己，我其實還很焦躁。眼前看到那麼多好的建築、藝術與空間，只能快速吸收，還沒有能力安靜地看見它們背後真正深層的結構。那時候被形式與光線感動，今天再回看，才比較能理解真正震撼我的其實是那種長期經營一個理想的意志。即使到了今天，我還是無法全然看透這些巨作背後需要多少勇氣、資源、等待與失敗，只是終於比較明白自己當年為什麼會如此著迷。

多數的旅程其實都是我一個人的獨白。櫻花下，我停留了一會，不想離開。後來想想，也不必真的把什麼帶走。那個畫面留在心裡就夠了。真正留下來的是某種更深的烙印，它慢慢進入我的創作、我的觀看方式，也進入我後來對公共空間的理解。

有些清單一直沒有完成，有些地方一直想再去。現在持續書寫這些記憶，對我而言像是一種修復，也是一種放下，更是一種紀念。很多事情可以在書裡知道，可以在網路上看見，但有些場域你一定得親自到訪。因為只有當風真的吹過來，光真的落在牆上，水面真的映著櫻花，你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歡，也才知道那些前人留下的意志，究竟能不能真正穿過你。

所以有些地方，再遠都得走一趟。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三十） 橋，一場連結過去的綠色城市

橋，一場連結過去的綠色城市

一早醒來，突然很想寫 Kassel。

最近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記憶重新拼回來。不是為了證明以前發生過什麼，是想知道自己到底擁有過什麼。記憶版圖裡有很多東西早就散掉了，申請學校的資料丟了，信件找不到了，當時做過的決定也未必能完整復原。只是有些城市會留在身體裡，比紙本資料更頑固。Kassel 就是其中一座。

今年我甚至夢見自己在 Kassel 念書。

那場夢真實得有點奇怪。我在一個現實中並不存在的 Kassel 行走，可以俯視整個城市，可以重新安排街區、道路、花園與建築。現實裡的我從來沒有真正掌握過這座城市的全貌，在夢裡卻有一種近乎上帝視角的能力，知道哪條路通往哪裡，知道城市如何在樹林與建築之間展開。醒來之後我開始懷疑，我當年到底有沒有申請 Universität Kassel？印象裡應該有，甚至可能已經申請到了。後來又申請藝術學院，人生的路一轉再轉，很多細節已經無法確認。

記憶很奇怪，它不照年代排列，它會跳躍。有些重要的事情完全忘了，有些毫不起眼的畫面卻多年後還留著。

2011 年我去 Kassel 找凱杰。那時他在那裡念建築，我的人生也正在一個重新歸零的階段。我們都像剛把舊地圖摺起來的人，站在一座新的城市裡，試著判斷下一步往哪裡走。多年後我們已經沒有聯絡，我對 Kassel 最深的感覺卻還是依附在人身上，城市、景觀、學校、藝術都在後面。人總是先替城市建立溫度。

這似乎也是旅行真正留下來的東西。有些人陪你走過一座城市，有些人陪你走過一個人生階段。後來曲終人散，也沒有真正失去什麼。那段日常曾經存在，就已經足夠。現在回頭看，我更願意把它理解成一種短暫的共同生活。緣分有自己的時間尺度，城市也是。

Kassel 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其實一直帶著某種「花園城市的夢境」。大片的綠地、森林、坡地、水系，城市被景觀切開，又被景觀重新縫合。Wilhelmshöhe 那套巨大的水景系統尤其讓我難忘。水從高處開始，一階一階向下，經過人工構築、森林、石階、瀑布與地形。那是一場需要等待的表演，也是一件很浪費體力的事。你得知道時間，得走路，得爬坡，得站在某一個位置等待水抵達。

景觀在這裡有自己的演出時間。錯過就是錯過。它不像一棟建築永遠站在那裡等你。我當時很難真正理解這套景觀背後有多大的野心。現在重新看，反而覺得那些幾百年前的人有一種驚人的宏觀尺度。他們在想的已經超過一座花園，而是在想山、水、視線、城市與人的身體應該如何共同生活。一座城市可以透過景觀被編排，人也因此被引導去行走、停留、等待、仰望。那需要一種很大的眼光。年輕時的我只看得到「漂亮」。現在開始看得到背後的結構。

2012 年，我又去了 Kassel。這一次是 dOCUMENTA (13)。五年一次的卡塞爾文件展，在我當時的認知裡幾乎是藝術世界必須親自去一次的盛事。凱杰依然當我的地陪。我們在城市裡走，看作品，看那些奇怪的空間，也看一座城市如何暫時被藝術重新占領。

現在回頭看，那次經驗其實遠比我當時理解的深。我帶回很多資料。很厚，很重。只是當時沒有足夠的智慧把它們消化掉。很多作品我看得懂形式，看得懂材質，看得懂空間關係，也知道哪些東西讓我覺得漂亮、奇怪、震撼。但作品真正碰觸的戰爭、土地、政治、生態、物種、資本、遷徙與歷史，我只能碰到表面。

以前我可能會責怪自己沒有看懂。現在反而覺得那很正常。淺嚐本來就是年輕時必經的過程。有些藝術需要等人生自己長出相對應的經驗之後，才能重新讀懂。你必須失去一些東西，做過一些錯誤決定，經歷關係的消失，開始承擔工作、金錢、時間與身體，才會突然明白從前看過的一件作品究竟在說什麼。

品味也不是突然形成的，一次旅行、一場展覽、一本書、一個老師、一段關係、一座城市。很多次經歷慢慢堆疊，最後才變成今天看事情的方法。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還是去。你得實際走進城市，實際走過那座橋。實際花掉那些時間。

2012 年 documenta 裡有一件作品，我多年後回看到照片，才發現它竟然又回到我的人生裡。Christian Philipp Müller 的 《Mangoldfähre》。幾艘原本屬於 THW 的浮橋，上面種滿不同品種的 Mangold，橫跨 Karlsaue 的水道。人從橋上經過，植物在上面生長。軍事與救援系統留下來的工具，被轉換成一座菜園、一條步行路徑、一件公共藝術。

當時我應該只覺得它很有意思。現在才發現「橋」這件事，竟然那麼準確地落回我的人生。因為幾年之後，Christian Philipp Müller 成為我在紐倫堡藝術學院遇到的教授。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時間折返。我先在 Kassel 走過他的作品。幾年後才走進他的課堂。又因為歐洲雙年展相關的旅程去 Zürich到訪過他的工作室。

當年的我當然不知道這些事情會發生。人生很多真正有意思的連結，在發生的當下完全沒有提示。Müller 教授與我實際相處的時間並不長。我有時也會問，那段時間到底給了我什麼？我現在還說不出一個明確答案。可能是看待公共空間的方法，可能是藝術如何介入既有系統的尺度，也可能只是讓我近距離看見一個已經建立完整方法論的藝術家如何思考。

有些老師留下一套技法。有些老師留下的是觀看方式。它不會立即生效。十年之後才開始發酵。現在重新看《Mangoldfähre》，我會覺得那座橋早已超出 documenta 的作品本身。它在我的記憶裡開始連接 Kassel、Nürnberg，也連接學生時代的我與現在做公共藝術的我。

我以前走過那座橋。現在才知道自己當時跨過了什麼。這大概也是我最近重新整理記憶的原因。歷史切片其實就是人生軌跡。我們不可能把過去完整還原。很多文件消失了，很多人離開了，很多城市也已經變得不同。我真正能做的，是把仍然存在的碎片撿起來，看它們彼此之間是不是還有一條隱藏的路。

Kassel 對我而言就是這樣。

一場夢。

一所申請過的學校。

一位曾經陪我學習短暫停留城市的朋友。

一座巨大的山水景觀。

一場 2012 年的文件展。

一位多年後成為我老師的藝術家。

它們以前是分散的事件，現在慢慢連起來了。

記憶真正值得整理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裡。它不需要替人生下最後的判決，只需要讓我重新看見，我曾經如何走到今天。他者已經沒有那麼重要，現在更重要的是往內看。把曾經無法理解的事情重新理解，把還沒有消化完的情緒慢慢消化，把那些曾經覺得只是旅行、只是展覽、只是朋友、只是學校的事情重新放回自己的生命裡。

記得你擁有的。這是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事。而 Kassel 那座橋，直到多年後，我好像才真正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