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藍夜藝術節
作品：《自由的界線》（Die Grenzen der Freiheit）
紐倫堡藍夜藝術節 2015。獲 N-Ergie 民眾藝術獎。
2015 年，德國紐倫堡藍夜藝術節（Die Blaue Nacht）以「自由」（Freiheit）為題。我用一百五十座工程圍欄與三百盞警示燈，在舊市政廳的內庭裡築起一座可以移動的迷宮，讓觀眾在彼此讓路與互相阻擋之間，親手碰到自由的邊界。這篇文章記錄那一夜，也記錄一座城市如何在一個晚上，把平時用來封鎖人的工具，暫時交還到市民手裡。
一、午夜的內庭
舊市政廳（Altes Rathaus）的內庭，那一晚被工程圍欄填滿。
這些圍欄沒有封路，也沒有禁止進入，它們把整座庭院翻轉成一條沒有固定答案的通道。鍍鋅的鐵網一節接著一節，三百盞橘紅色的警示燈在地面與欄架上明滅。觀眾從入口走進來，要自己找到出口。圍欄是活動的，可以推、可以挪，於是真正有趣的事情開始發生。一個人替自己推開一條路，同一個動作，往往就擋住了旁邊另一個人的去向。有人皺眉，有人退讓，有人乾脆停下來，等對面的陌生人先過。
這是一場參與。觀眾走進作品裡面，成為它的一部分，沒有停在外面欣賞。自由的界線這個抽象的命題，在那個內庭裡被翻譯成一件很具體的事，就是你想往前走的時候，得先看一眼別人。
我把這件作品叫做《自由的界線》（Die Grenzen der Freiheit）。它的材料，全部來自城市平時用來規範人、引導人、阻擋人的那套基礎設施。
二、藍夜：一座城市短暫的例外狀態
要理解這件作品，得先理解它被放進去的那個夜晚。
紐倫堡藍夜從 2000 年開始，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從晚上七點一路到隔天清晨五點。一整個夜晚，這座城市進入一種短暫的例外狀態。平時各有開放時間、各有門禁規矩的公共空間，市政廳、圖書館、城堡、博物館、甚至停車場，在這一夜被串連起來，向所有人敞開。三百多個表演團體與樂團散布在城裡的各個角落同時展演。今年湧進了十三萬五千人。
這是一座城市對自己的一次重新設定。日常的紐倫堡是有秩序的，什麼時間哪裡可以進、哪裡不可以進，都寫得清清楚楚。藍夜把這套秩序暫時鬆開，讓人可以在午夜走進原本進不去的地方。例外因此成了藍夜真正的主題，而所有的例外，都建立在平時那套不被注意的規範之上。
藝術裝置的展示時間其實更短。它們在晚上七點亮起，凌晨一點以前就要收掉，之後城市才把夜晚交給音樂與人群，繼續走到天亮。一場看似徹夜的狂歡，內部其實有非常精密的時間刻度。這個刻度，後面我會再回來談，因為它直接決定了一件公共藝術作品能不能成立。
「自由」放在這個脈絡裡，就不只是一個漂亮的哲學詞。它是在問，當一座城市願意暫時放鬆它對空間的控制，市民會怎麼使用這份多出來的自由。他們會更體貼，還是更各自為政。藍夜把這個問題丟給整座城市，而我想用一件作品，把這個問題濃縮進一個庭院。
三、一件用秩序的工具寫成的作品
我選的材料，是工程圍欄與警示燈。
這個選擇是整件作品的核心。工程圍欄（Absperrschranke）是城市裡最沉默、也最常見的東西。它出現在施工現場、出現在改道的路口、出現在所有「這裡暫時不能走」的地方。它的功能就是劃界，告訴你的身體可以到哪裡為止。警示燈也是同一套語言，橘紅色的閃光意味著注意、繞道、止步。這些物件平時隱形，因為我們太習慣服從它們。
把這套劃界的工具從街頭搬進舊市政廳的內庭，事情就翻轉了。
第一層翻轉，是場所。舊市政廳是市政權力的所在地，是這座城市制定規則、執行秩序的象徵中心。我在權力的庭院裡，用權力自己的封鎖工具，蓋了一座讓人迷路的迷宮。控制的符號被搬到控制的源頭，彼此對照。
第二層翻轉，是功能。在街頭，圍欄是固定的，它替你決定路線，你只能服從。在我的作品裡，圍欄是可以移動的。決定權被交還給觀眾，每個人都能替自己開路。可是這份被交還的自由立刻撞上一個現實，你的每一次移動都在改寫別人的處境。自由一旦變得可以移動，責任就跟著浮現。
這就是這件作品想說的話。它讓觀眾親身演練一個古老的命題，自由要領受某些限制，才能真正換得。我的自由，也許並不等於你的自由。自由屬於個人，卻不以自我為中心，它同時牽涉到對他者的衡量。這些句子寫在牆上是抽象的，走進那座圍欄的迷宮，它們就變成你腳下每一步要面對的選擇。衝突，或者禮讓（Konflikt oder Höflichkeit），這兩個德文字是我給作品下的註腳，也是觀眾在內庭裡真正要做的決定。
四、身體成為媒介：一場公共空間的協商
從城市研究（Stadtforschung）的角度看，這件作品最值得記錄的，是它如何把公共空間的政治轉成可以用身體感受的東西。
公共空間從來不是中立的。它是各種規則、權力與利益層層疊上去的結果，只是這些層次平時藏得很好，好到我們以為街道、廣場、庭院本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圍欄、警示燈、開放時間、門禁，都是這套隱形治理的一部分。我們每天穿過它，卻很少停下來想，是誰決定了這條路只能這樣走。
《自由的界線》做的事，是把這套隱形治理推到台前，逼觀眾用身體去碰它。
當你在那座迷宮裡替自己推開一道圍欄，你就在一瞬間扮演了那個平時隱形的決策者。你劃出了一條界線。你也立刻嘗到劃界的代價，因為對面的人正被你擋住。在街頭，劃界的是市政府、是工程單位、是某個你看不見的權力。在內庭裡，劃界的是你，是每一個普通的觀眾。作品把治理的權力下放到每一具身體上，再讓這些身體在同一個空間裡彼此碰撞、協商、妥協。
這是一種很安靜的政治教育。它沒有口號，沒有控訴。它只是讓你在找出口的過程裡，無可迴避地意識到，你的自由是有邊界的，而那道邊界往往就是另一個人。人的自由是有限的，這份有限源自生命本身的有限，也源自人的行動彼此交纏、相互牽動的處境。對自由的渴望，常常要等到我們親身撞上具體的束縛，才會真正被喚醒。先經歷了限制，人才會明確地想要跨越它。那座內庭，就是一個讓人撞上限制的地方。
五、從歐洲的開放，到重新升起的圍籬
這件作品的時間點，讓「界線」這個主題有了更尖銳的政治回聲。
歐洲共同體成立以來，國與國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公約國的公民得以自由移動。那是一整個世代習以為常的自由，跨過一條線，從一個國家走進另一個國家，幾乎不需要停下腳步。我用可以推開的圍欄演練這份自由的時候，腦中想的就是這個歐洲。
然而就在作品展出後不久，2016 年，難民議題浮上檯面，被拆掉的邊界管制又一一重新升起。那些一度模糊的線，重新變得清晰、堅硬。我作品裡那些可以移動的圍欄，在現實世界裡有了不肯移動的版本。於是這件作品問出一個它在 2015 年還只是隱約感覺到、卻很快就被現實證實的問題。在自身利益的權衡之下，保護自我，是否始終是人們的第一順位。當外面的世界開始重新築牆，內庭裡那場關於讓路與阻擋的小小演練，就不再只是哲學遊戲。它預演了一整個歐洲接下來要面對的難題，自由的開放與邊界的回返，從來都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座城市願意在藍夜裡敞開自己，和一個大陸開始重新封閉自己，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段時間，本身就是一種沉重的對照。
六、把一件作品放進廣場，需要動用整座城市
報導到這裡，得轉一個角度，去看那些觀眾在午夜的內庭裡看不見的東西。一件公共藝術作品要能站在城市的廣場上，背後是一整套制度、預算與協調的機器在運轉。這也是城市研究真正關心的層面，一座城市究竟如何生產一場臨時的公共藝術事件。
藍夜的民眾藝術獎（Blaue Nacht Publikumspreis）是一場公開徵件的競圖案，每年大約在十月到十二月之間舉行。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件提案投進來，評審團從中選出十二件，作為當年公共空間的藝術展示。設置的地點由市政府每年挑選，不一定固定，可能是市政廳、圖書館、停車場、城堡內部、博物館，也可能由藝術家自己尋找與發掘提案。
被選上的十二件作品，每件能拿到三千歐元的補助。這筆錢同時也是天花板，連同書面報告書在內，整件作品的總預算不能超過三千歐元。**三千歐元的上限，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城市治理設計。**它逼著每一位藝術家在極有限的資源裡，去回應一個公共尺度的命題。我那座由一百五十座圍欄構成的迷宮，之所以選擇現成的工程物件，這個預算結構也是原因之一。城市用一個樸素的數字，篩選出懂得借力、懂得就地取材的作品。
制度的另一面是支援。市政府內部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負責這個項目，計劃領導（Projektleitung）是 Christel Passmann 女士。
得獎的藝術家拿到的，不只是資金。政府會幫忙尋找技術資源的團隊作為協助。以我的情況，光是材料廠商的洽談、場地的施工，到與公部門之間的協調，都有專屬的協案專員從旁幫忙。一件作品要在權力的庭院裡落地，需要的不只是創意，還需要一整條看不見的行政與技術的鏈條。
最後是時間。前面提過藍夜精密的時間刻度，這個刻度在布展階段最為嚴酷。整個布展時間，大致只有星期五到星期六晚上七點以前。除非基地條件特殊、可以封閉施工，否則一切都得配合每個公共空間平時的開放時間。你不能因為要裝一件作品，就把一座還在對外開放的市政廳關起來。城市的日常秩序，永遠優先於藝術的臨時介入。一百五十座圍欄、三百盞燈，要在這樣一個被切得很碎的窗口裡，全部到位、調試完成。這件談論限制的作品，從生產的第一刻起，就被城市真實的限制牢牢框住。這一段，是我想特別留給其他創作者的紀錄。我們太容易只談作品的概念，卻很少誠實地寫下，把一個概念放進公共空間，要動用多少不屬於藝術本身的力量。
七、民眾票選的迴圈
藍夜的夜晚，最後會把判斷權交給人群。
當晚的活動，由參觀的民眾在這十二件藝術作品中，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一件。最高票的作品，由紐倫堡電力公司（N-Ergie）提供五千歐元的獎金。十幾萬人走過這座城市的各個空間，用自己的腳與自己的票，決定哪一件作品最打動他們。
那一年，《自由的界線》拿到了這個民眾藝術獎。
在十二件競逐的作品裡，這件由一百五十座圍欄與三百盞警示燈構成的裝置，以百分之十七的得票勝出。這件作品來自一位當時正在紐倫堡求學的台灣藝術家。N-Ergie 在 2015 年五月把這座五千歐元的獎頒給了《自由的界線》。
這個結果本身，藏著一個漂亮的迴圈。一件談論市民如何在公共空間裡彼此協商的作品，最後由市民用最民主的方式，投票把它選了出來。觀眾在內庭裡親身演練了讓路與阻擋，走出來之後，又用選票替這場演練做了集體的回應。作品的主題與作品的命運，在這裡接成了一個圓。公共藝術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讓公眾不只是觀看者，而是作品意義的共同完成者。那一夜的票數，是十三萬五千人替「自由的界線」這個命題，留下的一份集體簽名。
八、界線之內的自由
收掉圍欄之後，舊市政廳的內庭恢復成它平時的樣子。那座迷宮只存在了一個晚上，從七點到凌晨一點，短得幾乎像沒發生過。
可是它留下了一個我至今仍在思考的提醒。我們習慣把自由想成沒有邊界的狀態，想成可以無限往前。那一夜的內庭給出的答案剛好相反。自由是在界線之內才成立的東西。沒有那些圍欄，就沒有需要協商的通道，也就沒有讓路這個動作裡的溫度。界線不是自由的反面，界線是自由得以被經驗的條件。
對一座城市來說，這個道理同樣成立。紐倫堡藍夜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在一整年嚴密的秩序之上，挪出一個夜晚的例外。例外的珍貴，正來自平日的規範。一座城市願意在一個晚上，把封鎖的工具交還給市民，讓他們親手去推、去挪、去面對彼此，這份信任，比任何關於自由的口號都更接近自由本身。
我用城市的圍欄，蓋了一座城市的作品，再由城市的市民，把它選了出來。從頭到尾，這件作品都在城市的界線之內生成、展示、完成。它談的是界線，它也活在界線裡。對我而言，這正是公共藝術最誠實的位置，站在權力與市民之間，站在限制與自由之間，用一件可以移動的圍欄，讓所有走過的人，重新感覺到那條平時看不見的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