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一零八）海牙街道誰有權決定一座城市的美感？

海牙街道誰有權決定一座城市的美感？

將城市街道視為一座開放的策展舞台，讓藝術介入日常，也讓市民的目光多停留一會兒。然而，這多出來的片刻，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讓匆忙行走的人暫時停下腳步，為自己的思緒騰出一點空間，還是為街道創造更多商業活動的可能？也許兩者同時存在。當雕塑進入街道，周圍的建築、商店、行人與城市景觀，也逐漸成為作品的一部分。那些原本只是經過的地方，因為藝術的介入，開始產生不同的觀看關係。即使人們沒有時間理解每一件作品的創作脈絡，至少在某個瞬間，觀看城市的視角已經悄悄改變。

然而，眼前這條看似理所當然的商業街，其實也是海牙近百年城市改造的結果。二十世紀初期，這裡曾是一片由狹窄巷弄、住宅與老舊建築組成的城區。為了回應現代交通與商業發展，城市在1920年代拆除部分舊街廓，開闢寬闊的 Grote Marktstraat，讓汽車、電車與大型百貨商場進入城市中心。那些曾經生活在巷弄裡的人們，連同原本的街道尺度，也隨著現代化工程逐漸消失。城市在追求效率的同時，總會留下某些難以回復的歷史。如今走在這條寬闊的街道上，我們看到的是建築與道路，卻很難想像腳下曾經存在的生活風景。

時間來到戰後，海牙市中心又經歷另一段漫長的變化。隨著交通發展、建築老化與商業環境轉移，城市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中心應該呈現什麼樣貌。1988年提出的「De Kern Gezond」城市更新計畫，試圖將長期由車輛主導的市中心逐漸轉變為更適合行人活動的公共環境。1990年，藝術家 Peter Struycken 提出雕塑基座計畫，讓不同藝術家的作品沿著街道排列。原本追求交通效率的都市軸線，開始承擔另一種文化功能。到了2004年，地下電車隧道啟用，地面空間逐漸被重新分配，後續的街道改造又讓行人、街道家具與藝術作品重新建立關係。從拆除舊城到開闢道路，從車輛通行到行人漫步，這條街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價值轉換。如今那些安置在基座上的雕塑，也成為這段城市歷史的其中一層。

這或許正是海牙街道雕塑計畫最讓我感到好奇的地方。數十年來，不同世代的藝術作品被安置在相同形式的基座上，以固定的距離排列，形成一座沒有圍牆的戶外美術館。作品可以更換，藝術家可以不同，但街道仍然保留著藝術存在的位置。我很好奇，這套制度究竟如何持續運作？作品如何被收藏、修復、保存與重新展示？當城市持續改建、商業活動不斷變化，公共藝術又如何取得長期存在的條件？那些看似簡單的基座，背後其實涉及城市治理、公共資源、藝術制度與時間的協商。一件作品能夠長久留在街道上，或許比它最初如何被創作出來，更值得研究。

然而，從個人的審美經驗來看，我很難說這些雕塑都具有令人愉悅的美感。有些造型突兀，有些怪異，甚至可以稱得上醜陋。它們彼此之間也缺乏一致的美學語言，彷彿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在同一條街道上各說各話。但也正是這種不協調，讓我開始思考公共藝術與城市之間的關係。究竟由誰決定城市應該呈現什麼樣的美感？藝術是否需要獲得多數人的喜愛，才能長久存在於公共空間？當一件難以理解的作品被放置在每天必經的街道上，市民究竟如何看待它？是習以為常、視而不見，還是隨著時間逐漸產生感情？如果一座城市願意讓那些不討喜的作品持續存在，是否也意味著它願意為不同的審美觀點保留空間？

但我也懷疑，這種長期制度是否同時限制了藝術的可能。統一的基座、相近的尺度與固定的展示間距，確實讓整條街道建立了視覺秩序，也使作品更容易被管理與替換。然而，當所有作品都必須回到既定的展示條件，藝術家是否還有機會重新想像街道的使用方式？觀眾可以靠近、繞行、觀看，卻未必能真正參與。藝術與人的關係，可能始終停留在物件與凝視之間。這些基座既是藝術得以長期存在的保障，也可能成為限制創作的框架。當一套好的制度運作數十年之後，它是否還保有自我調整與接受挑戰的能力？或者，維持制度本身，已逐漸成為更重要的事情？

我也試著想像，如果將這些雕塑全部移入美術館，它們是否依然成立？作品或許仍然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但街道上的偶然性將隨之消失。那些行人的腳步、商店的櫥窗、不同年代的建築、季節變換的光線，以及城市持續運轉的聲音，都會離開作品的觀看經驗。美術館讓人有時間理解藝術，街道則讓藝術面對沒有準備好觀看的人。有人匆忙經過，有人短暫停留，也有人可能在數十年之間，每天與同一件作品擦身而過。藝術未必能立即改變什麼，但那些反覆出現在生活裡的造型，或許會在某一天，成為人們回憶這座城市的座標。

更有意思的是，這條街本身也在不斷更換自己的面貌。百年前被拆除的住宅、曾經通行的電車、逐漸更新的商場，以及今日依然矗立的雕塑，都屬於不同時代對城市的想像。它們的存在與消失，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如何理解進步、效率、美感與公共生活。從這個角度來看，海牙的街道雕塑彷彿也是一種時間的展示。每一件作品都記錄著某個年代的藝術觀點，而整條街則不斷接收新的城市經驗。當作品隨著年代輪替，城市也在無形中編輯自己的文化記憶。只是，誰有權決定哪些作品值得留下，哪些應該被更換？那些已經消失的作品，又會留下什麼樣的歷史痕跡？

回頭看這趟海牙旅行，我似乎更在意作品背後的城市機制，以及公共藝術如何與時間共同存在。藝術可以成為城市更新的工具，也可以是對既有城市秩序的質疑。它可能吸引消費者停留，也可能讓人對眼前的景觀感到困惑。城市需要管理，需要美感，也需要容納不同聲音的能力。然而，公共藝術如果只剩下被制度妥善安排的位置，是否也會逐漸失去對公共空間提出問題的力量？我想，這正是海牙雕塑計畫最值得繼續思考的矛盾。

所以，這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公共藝術策略？我仍然沒有確定的答案。至少，海牙讓我看到，一座城市可以長時間為藝術保留位置，甚至容許那些難以理解、未必討喜的作品成為日常風景。但當時間繼續向前，藝術是否也應該隨著城市生活而改變？當年為了交通效率而拆除舊街廓的城市，如今願意為藝術與行人重新分配空間。那麼下一個世代，又會如何理解我們今天留下的這些雕塑？

或許真正讓我惦記的，是藝術如何在城市的時間裡被對待。一件作品可以被拆除、移動、修復，也可以逐漸被遺忘。建築與街道同樣如此。城市從來都在變動，而我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風景，其實只是歷史某個階段的暫時結果。

一座城市願意為藝術保留多少空間，也許反映了它願意為不同的想像保留多少可能。只是，當我們學會與醜陋共存，是否也該繼續追問，藝術究竟能為下一個時代的城市留下什麼？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一零七）西寶國小與方塊屋，幾何之間的空間想像

西寶國小與方塊屋：幾何之間的空間想像

那是一趟因策展而展開的東岸旅程。當年由我企劃的《一座島嶼的可能性》，邀請原住民族學校與城市裡的市民共同參與，透過藝術創作，描繪各自心中對這座島嶼的想像。那些關於土地、文化與未來的風景，有些來自生活記憶，有些來自孩子天馬行空的想像。我們也邀請蕭老師帶領絹印教學，陪著團隊一路繞往東岸，將藝術帶進不同的校園。這確實是一場美好的策展企劃，而對我而言，工作之餘還有一份私心，就是希望藉由這趟旅程，親自走訪幾處一直想研究的建築。其中，最期待的便是隱身於太魯閣山林間的西寶國小。這座學校早已是我心中值得專程參訪的臺灣建築案例之一。多年後重新翻看當時的照片，那些山景、教室、屋架與孩子們共同創作的畫面，似乎又將我帶回當年的現場。

初次走進西寶國小，最吸引我的是它獨特的建築造型。連續起伏的斜屋頂，像一座座小山彼此交疊，與後方真正的山巒形成有趣的對應。從外部觀看，整體建築具有強烈的幾何秩序，但走近之後，才發現它並非單純追求形式上的特殊。六角形單元的組合，讓各個教學空間得以向不同方向延伸，建築量體隨著單元彼此銜接，形成轉折、圍合與開放的關係。屋頂高低起伏的節奏，也隨著平面配置不斷變化。這樣的空間安排，讓我聯想到一個逐漸生長的聚落，每個單元都保有自身的領域，卻又與相鄰空間產生聯繫。尤其中央草地與兩側建築形成的半圍塑庭院，讓戶外活動、校園動線與教學空間自然串聯。山林成為校園的背景，建築則像是從這片土地上延展出來的生活容器。

真正進入室內，才更能感受到這套空間架構的特殊之處。高聳的斜屋頂下方，鋼管構架以三角形與交錯的斜線構成支撐系統，木質屋面則在上方形成細密而溫暖的肌理。鋼構、木構與混凝土樓板彼此交織，使建築同時具有輕巧與厚實的空間感。中央樓梯向上延伸，連接兩側的夾層平台，形成一套垂直展開的學習空間。人在一樓行走，可以透過挑高空間看見上方的活動；走到二樓，又能俯瞰下方的公共區域。穿孔木欄板讓視線保持一定程度的穿透，樓板則將室內劃分成不同高度的活動領域。這種空間關係相當有趣，孩子可以在樓下聚集、在上層閱讀或創作，不同的學習活動透過視線與動線保持聯繫。整座建築彷彿一個可以不斷探索的立體空間，樓梯、平台、走廊與角落，都可能成為教室之外的學習場所。

我也特別注意它如何處理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大面積玻璃窗沿著斜屋頂向上延伸，讓室內獲得充足的自然光線，屋脊附近的高窗則將光引入更深處。陽光穿過鋼構與木梁，在地板上留下不同角度的陰影，隨著時間移動，整個空間的明暗也跟著變化。站在室內往外看，山林、草地與天空都成為建築的一部分。面對太魯閣山區的氣候，校舍也透過室內廊道將各個學習空間連接起來，讓孩子在寒冷或下雨時仍能自在移動。這種空間安排讓我很好奇，建築究竟可以多大程度地回應自然？當窗戶打開，空氣、溫度與山林的聲音進入教室，室內外的界線似乎也隨之改變。學校因此擁有一種很特別的生活尺度，既有受到屋頂庇護的安全感，也保留隨時接近自然的可能。

然而，比起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形式，我更想理解的是開放式空間背後的教育理念。西寶國小作為一所具有實驗教育精神的山中小學，試圖透過彈性的班群空間，重新安排師生之間的學習關係。傳統教室有清楚的牆面、門口與走廊，教學活動通常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間之內。這裡則藉由相互連接的學習區、開放平台、閣樓與共享空間，提供更多元的使用方式。孩子可以聚集討論，也能分散到不同角落進行創作或閱讀。只是，這樣的自由究竟如何落實在日常教學？不同班級活動是否會產生聲音干擾？老師如何管理視線可以穿透、行為卻各自獨立的學習區域？當孩子需要安靜與專注時，空間是否提供足夠的界線？這些問題都讓我感到好奇。建築師可以透過形式提出教育理想，至於理想是否真正好用，還需要由每天生活其中的老師與孩子回答。

看著這些六角形單元與交錯的空間，我也想起荷蘭鹿特丹的方塊屋。兩者所處的環境截然不同，一座位於城市交通節點，一座隱身於山林；一座作為都市集合住宅，另一座承載學校的教學與共同生活。然而，它們都透過幾何單元的重新組合，試圖突破既有的空間秩序。鹿特丹的方塊屋將立方體傾斜，讓住宅形成高架的立體聚落，地面保留城市穿越與公共活動的可能；西寶國小則利用六角形的組合與高低錯落的屋頂，創造可以聚集、穿梭與自由探索的校園。兩者同樣關注個別單元與整體群體之間的關係，只是面對的課題不同。方塊屋思考的是都市住宅、公共通道與私人生活如何共存，西寶國小關心的則是教育活動、自然環境與共同生活如何交融。我開始思考，當建築採用相近的幾何語彙，究竟反映了某種共同的空間思維，還是不同設計者在各自的問題中，偶然找到了相似的形式解答？或許真正值得比較的，是幾何形式如何轉化成能夠被人使用的空間。

多年後回看這些照片，最有意思的反而是那些當時沒有特別留意的細節。教室裡的書櫃、樓梯旁的展示、窗邊的植物，以及孩子們留下的藝術作品，逐漸填滿建築原本的空間秩序。當年的絹印教學也是如此，原本只是一場由我們帶進校園的藝術活動，卻讓不同地方的人因為創作而相遇。這些活動究竟留下多少痕跡，我已經無從確認，但我始終相信，一座學校的空間價值，會隨著孩子們的成長與使用而持續累積。有些是建築師最初的想像，有些是老師在教學中摸索出來的方法，也有些是孩子自然形成的生活習慣。原本看似固定的建築形式，因為時間與人的參與，逐漸擁有了自己的生命。

我很慶幸當年能藉由策展走進西寶國小，也能在另一段旅程中造訪鹿特丹的方塊屋。這兩座建築各自回應不同的時代背景與生活需求，卻都讓我看見建築形式背後對空間的另一種想像。有些是願景，有些是實驗，有些則需要經過漫長的使用才能得到答案。或許這就是我始終想親自走訪建築現場的原因。從圖面看見的是幾何，從照片記住的是形式，真正走進其中，才開始理解人的尺度、行為與生活如何與建築發生關係。那些曾經令我好奇的空間，經過多年之後，依然能夠提出新的問題。而一座好的建築，或許正有這樣的能力，讓人在離開很久以後，仍然願意回頭思考它所提出的可能性。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一零六）鹿特丹的黃色森林，留給時間回答

鹿特丹的黃色森林，留給時間回答

那一趟荷蘭旅行，我試著從整體的角度觀看城市與空間。每一座建築、每一個經過的街角，似乎都有值得拆解的課題。單獨觀看一棟建築，未必能理解它與城市的關係；但試圖將歷史、交通、文化與生活全部納入思考，又容易迷失在龐雜的資訊之中。旅行終究有時間的限制，有些地方是刻意前往，有些則是因緣際會遇見。如何在旅行與田野調查之間取得平衡，始終是個難題。當下所能理解的，往往只有眼前的風景與身體的感受，其他脈絡都需要日後慢慢補足。然而，沒有明確問題意識的研究，也可能成為資訊過載。這大概就是旅人的限制，我們可以抵達一個地方，卻很難在短暫停留之間真正理解它。

記得那天一早來到鹿特丹的方塊屋，黃色的立方體傾斜地懸在空中，底下是穿梭的電車、道路與行人。這些看似失去平衡的住宅，卻以某種規律排列成一片幾何森林。我很好奇，為什麼這樣特殊的集合住宅會出現在城市的交通節點上？為什麼要將住宅抬高，讓人流與車流從下方經過？後來才逐漸理解，建築師 Piet Blom 試圖將居住、步行與公共活動整合在不同的空間層次中。這樣的想像與鹿特丹戰後的城市重建有著密切關係。住宅除了提供個人的生活場所，也參與了整座城市的空間組織。人在建築之間穿梭，城市從住宅下方流動，原本熟悉的街道與房屋關係，因此產生了新的可能。

這是建築史上的經典作品之一，但當時的我，多少有些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從建築書籍可以理解設計概念、結構與空間形式，卻難以知道這些空間究竟好不好用。我沿著階梯走進住宅群，穿過狹窄的通道，看著傾斜的窗戶、交錯的屋頂，以及被黃色量體切割的天空。那些畫面確實令人著迷，但心裡也不斷出現疑問。這樣的住宅隔音如何？家具如何擺放？鄰居之間會不會相互干擾？當一棟住宅成為觀光景點，居民又如何維持生活的私密性？我確實不知道。那天抵達得太早，周圍相當安靜，我拍下了許多建築細節，卻沒有真正看見居民的生活情境與人際互動。也許是時間不對，也許一個場所需要長時間觀察，才能理解它如何被使用。對旅人而言，這裡像是一座可以走進去的建築博物館；對居住者而言，卻是每天必須面對的生活現場。

最讓我感興趣的，仍然是這座建築對公共性的想像。把私人住宅架高，將部分地面與通道留給城市，透過分層、區分與共享，重新安排個體與公共生活的關係。這樣的思考帶著某種荷蘭式的浪漫，也讓我重新理解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在土地珍貴的城市裡，願意將空間留給他人通行與停留，需要設計者的想像，也需要城市制度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協調。1980 年代便能實踐如此大膽的住宅實驗，確實令人佩服。然而，公共性的理想能否真正落實，終究要回到日常生活檢驗。共享空間是否有人使用？動線是否便利？居民是否願意接受外來人潮？公共利益與私人生活之間又該如何取得平衡？這些問題都無法單憑建築形式得到答案。或許一座建築真正的價值，也包含它在數十年的使用之後，究竟留下了什麼。

離開之前，我站在舊港的水岸邊，回頭望向那一整排黃色方塊。建築的倒影映在水面上，彷彿把鹿特丹的港口歷史、戰後重建與對未來生活的想像，都收進同一幅風景裡。多年後重新翻閱這些照片，我才逐漸理解，自己當年站在什麼樣的歷史現場。那是一座城市重新思考土地、居住與公共生活的實驗，也是建築師試圖讓理想進入日常的嘗試。當年的我或許只看見了特殊的形式，如今卻開始關心那些形式背後的人，以及他們如何生活。旅行最珍貴的地方，也許就是留下當時無法回答的問題，等待日後的知識與經驗慢慢填補。走過許多城市之後，我愈來愈覺得，一座建築的意義，會隨著觀看者的生命經驗而改變。我們未必能在抵達的當下理解一座城市，但曾經站在那裡的記憶，會成為多年後重新閱讀它的起點。

城市‧土地‧文化敘事（一零五）一百塊土地，二十年後消失的夢想

一百塊土地，二十年後消失的夢想

我曾經寫下：「一百塊土地，訴說著一百個不同的故事。」那是2005年6月26日，當時還是學生的我，正在協助顏老師執行嘉義民雄《土地造像・文化種植》計畫。從最初的場勘、衛星定位、土壤採集、田野調查，到活動佈置與樹木種植，利用課餘時間，不斷往返斗六與嘉義民雄之間。六月的陽光炙熱，偶爾遇上突如其來的大雨，為了尋找地圖上的一個座標，常常必須深入田野，向陌生的人詢問土地的故事。那時的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這一百塊土地的調查。如今重新閱讀當年的文字，才發現那些奔波與等待，早已成為我認識土地的一部分。

2005年6月14日，我在另一篇〈北回歸線下的聯繫〉中寫道：「北緯23.5度的熱度，遠遠超越了氣候與溫度所能解釋的感受。」那時對經緯度的理解，來自一場又一場田野尋訪。地圖上的座標明明如此精確，真正抵達現場，卻看不見任何地理界線。眼前有農田、道路、聚落，以及在土地上生活的人們。我們採集土壤，也採集他們的生活故事。每一份泥土的背後，都有一個人與土地相處的方式。我曾將這段過程形容為一場尋寶旅行，從北緯24.18度的家鄉出發，沿著北回歸線尋找人與土地之間看不見的聯繫。當年的我相信，土地具有某種熱傳導的能力，能將人的情感、信任與記憶傳遞下去。

隨著計畫進入最後的施作，我開始理解那些座標背後真正動人的事物。活動開幕時，我們邀請土地的主人來到現場，分享他們對土地的感受與故事。原本陌生的彼此，因為一份土壤、一棵樹苗而產生聯繫。看著參與者親手種植、認養與照顧樹木，我逐漸明白，土地上的故事會隨著人的生活繼續發生。當年我寫道：「即使種下的是相同的樹種，每一塊土地的環境、土壤與養分卻各不相同。」樹木的生長如同人的生命，各自接受不同的滋養，經歷不同的風雨，最終長成自己的模樣。那是年輕時的我，對生命與土地最直接的理解。

我記得，當時對這個藝術計畫抱持著近乎浪漫的想像。一百塊土地種下一百棵樹，讓一百個家庭與地方產生長久的關係。也許經過數十年，當初的小樹苗會長成茂盛的大樹；百年之後，甚至可能構成一片森林，為後來的人留下樹蔭。我曾期待有一天，當年參與種植的人們能夠再次回到這片土地，在樹下回想起彼此共同完成的故事。2005年6月26日，我在文章最後寫下：「或許那時，我們也都已經長大了。」當時的我，顯然已經把自己的未來放進這一百棵樹木的生長時間裡。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確實都長大了。那些曾經參與計畫的長輩，也許有人早已離世；當年跟著大人一起種樹的孩子，如今可能已經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這段種植經驗在他們生命中留下什麼，也不知道是否還有人記得當年許下的願望。或許有人偶爾會想起那棵曾經照顧的小樹，想知道它如今長得如何。對我而言，這些記憶始終存在，因為當年投入了太多時間與心力，也曾經那麼用力地相信，公共藝術能讓人的生命與土地建立更長遠的關係。

那天下午，我再次來到嘉義。想著既然經過民雄，就去看看當年種植的樹木長成什麼模樣吧。一路上甚至有些期待，想像那些小樹苗應該已經長高，也許樹冠早已展開，甚至可以在樹下乘涼。然而，抵達現場後，眼前的景象卻讓我感到震撼。記憶中曾經種植樹木的大片區域，早已被移除，當年的空間樣貌也難以辨認。我試著尋找自己親手種下的那棵樹，卻連記憶中的座標都無法確認。二十年前，我們曾經如此認真地定位每一塊土地；二十年後，我卻在同一個地方，尋找一個已經無法辨識的座標。

這讓我想起2005年寫下的另一段話：「這趟沿著土地經緯展開的尋訪，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場難以忘懷的尋寶旅行。」當年，我們依靠經緯度尋找土地，從陌生的座標發現人的故事。今天，我卻循著自己的記憶回來尋找那些樹，最後什麼也沒找到。曾經期待時間能讓一百棵樹木長成森林，如今卻連它們是否還存在於其他地方都無從確認。當年相信土地具有記憶的熱傳導，能將人的情感傳遞到未來；今天站在這片改變的土地上，我卻感受到那些聯繫似乎正在冷卻。這種落差讓我格外痛心，因為我知道那些樹木背後曾經有多少人的參與與期待。

我不清楚這些樹木究竟因為什麼原因被移除，也不知道是否曾經移植到其他地方。土地會改變，空間也有不同階段的使用需求，我明白沒有任何景觀能夠永遠維持原來的模樣。但我始終無法理解，當一件公共藝術計畫如此強調地方參與、土地記憶與文化種植，為什麼二十年後，連曾經參與其中的人，都難以找到自己種下的樹？那些土地主人的故事、孩子們的期待，以及當年共同付出的時間，究竟由誰繼續照顧？當我們將集體記憶寄託在一棵樹木身上，是否也應該為它建立一套能夠跨越世代的照顧機制？否則，當活動結束、計畫經費用盡、參與的人逐漸離開，那些美好的承諾，又能依靠什麼延續？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公共藝術與時間的關係。年輕時的我，以為種下一棵樹，便是將一份記憶交給未來；如今才明白，記憶的延續仍然需要人持續維護。公共藝術經常談論永續、地方認同與社群參與，但最難的課題，可能發生在藝術家離開之後。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後，誰還記得這件作品？誰願意繼續承擔照顧的責任？一件以土地為名的藝術作品，如果最後連自身的土地座標都無法留下，又該如何面對當初相信它能夠延續的人們？

重新閱讀二十多年前的兩篇文章，我發現當年的自己始終對土地抱持著某種信任。那時我相信，生命會像樹木一樣成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會跨越地理界線，而土地能夠保存我們共同生活的痕跡。如今再次站在民雄，我仍然願意相信那些曾經發生的故事具有價值。即使樹木消失，當初參與的人也許仍然記得；即使原來的空間改變，那些田野調查、土地訪談與共同種植的經驗，依舊真實地影響過我們的人生。只是我開始意識到，記憶有時比樹木更加脆弱，需要被記錄，也需要有人願意重新講述。

2005年6月26日，我曾在文章最後感謝這塊土地，讓我有機會參與它的故事，也讓我在這段旅程中重新認識自己的成長。二十多年後，這句話依然成立，只是其中多了一份失落。當年那個奔走在烈日與大雨中的年輕人，曾經認真相信，百年之後會有一片森林替我們訴說故事。如今，森林沒有如想像般出現在眼前，當初的一百個夢想也難以確認去向。

原來時間會讓人成長，也會讓我們看見，曾經以為能夠留給未來的事物，可能在某一天悄悄消失。我至今仍然記得當年那一百塊土地的故事，記得我們如何尋找、採集，如何將一棵棵樹苗種進泥土，也記得那些人曾經帶著期待，將自己的生命經驗交付給這個計畫。

只是二十多年前，我們努力讓一百塊土地說出自己的故事。二十多年後，卻要靠當年參與其中的人，回頭訴說那些土地曾經發生過什麼。

當年我以為土地會替我們記住一切。如今才發現，有些土地的記憶，終究需要由人重新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