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作為城市丈量單位
一、森林裡的列車
我時常掉進記憶的迴圈。多數時候不太願意回望過往，那裡堆著太多挫折的體驗，越往深處凝視，深淵也回望著你。二〇一一年的夏天，我收到入學考通知，放下糾結很久的失敗主義，提著一個橘色的旅行背包飛往德國。行李很輕，心很重。
有幸在2011年學校正準備慶祝建校三百五十週年參與其中的一份子。第一次搭那班穿越森林的輕軌列車，我心裡一直在想，這不是宮崎駿的場景嗎。林道蜿蜒，遮蔽的高度與尺度一層一層壓下來。路上遇見一隻爬行的蝸牛，前方是不知道通往哪裡的林徑。包浩斯風格的學校餐廳，厚重的金屬感。Pavilion 24，建築與都市規劃的教室。下午兩點，一張申論題攤在我面前。
二、命題
題目只有一句話。建築是通過被建造之物，對社會關係進行秩序化。請用你過去五年裡的一件作品，來說明你對這個命題的詮釋。命題者特別交代，他要看的，是最能說明你詮釋的那一件作品，哪怕你自認它是最差的一件。
我原本以為要入學考試需要大量畫圖。整個下午，所有教授排成一列，一個接一個問。那個畫面我還記得，我究竟說了什麼，已經模糊。面試結束我問教授，什麼時候會知道結果。他回我，你不知道嗎，你已經錄取了。那一刻我站在教室門邊，心裡在顫抖。那段旅程裡像樣的勇氣，我至今還在問自己能否找回。
三、一道我花了十五年後的回答
當時我以為那只是一道入學門檻。後來才明白，它是我往後所有創作的源頭問題。
建築被讀成社會關係的容器。一道牆、一條軸線、一個廣場，都在安排人與人如何相遇、如何錯身、誰被看見、誰被遮蔽。被建造之物從來不只是物。它底下藏著一套關於秩序的政治。這個命題給了我一雙眼睛，看見任何被造出來的形體，背後都站著一群人的關係。我後來每一件作品，都是在對這道題重新作答一次。
四、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次作答
二〇一五年的紐倫堡藍夜，我用一百五十座工程圍欄與三百盞警示燈，在舊市政廳的內庭築起一座可以移動的迷宮。圍欄是城市平時用來封鎖人、引導人的工具。我把它搬進權力的庭院，交還到市民手裡。一個人替自己推開一條路，同一個動作往往就擋住旁邊的人。自由的界線這個抽象命題，在那個內庭被翻譯成腳下每一步的選擇。這是被建造之物在秩序社會關係，差別只在於，這一次秩序的權力被下放到每一具身體。
SUBBUS 那輛巡迴歐洲的巴士，把公共運輸的座位翻轉成早餐派對、會議室、行動展間。一個移動中的空間，重新談判公共與私密的界線。Hallo! Servus! 的嬰兒車推著台灣的物件走進德國街頭，用一聲問候與一次不標價的交換，去丈量街道買賣如何形塑都市的節奏。更早的《無魂城市》，我象徵性地買下一座城，用大富翁的棋盤回應房地產、階級與佔有。
這些題材看似各走各的。把它們疊在一起，底下是同一道城市的命題。每一件作品都在問，被造出來的東西如何安排了人與人的關係，以及這份安排是否還能被重新協商。
五、回到土地
這正是都市研究真正關心的事。紐倫堡藝術學院所學的城市研究Stadtforschung 教我的，是把公共空間裡那層隱形的治理推到台前，逼人用身體去碰它。卡爾維諾說過，用人的角度看城市，用城市的角度看人。人塑造了城市，城市也回頭塑造了人。
帶著這雙眼睛回到台灣，回到台中，后里故鄉、清水海線，那道命題仍然跟著我。從一座土地公廟走到下一座，我遇見了另一種被建造之物。它們沒有建築師署名，沒有設計圖，靠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添補慢慢長成，有時只是幾塊砌起的石頭，一個矮小的祠。它不屬於任何人，卻安排了所有人。它把農人綁向他的田，把漁人綁向他的潮汐，把整個聚落綁向共同的吉凶。
巫鴻講過一個字，位。位是位置，也是一個東西被擺放、被指定的那層關係。土地公廟標定了一個位。我後來做的事，是去測量這些位，以一座廟為圓心，向四周的田地發散，逐里採集腳下的土壤。土，是被壓縮的時間。一抔土在光線下顯出橘紅或灰褐，那是這片地方累積了多久的生活史。藍曬把土地的光與物壓印在棉布上，這是記錄位的另一種方法。用地誌學中最小的那座土地公廟，就是那道命題在台灣最樸素的一次示範。
六、為自己書寫
紐倫堡那道我答得結結巴巴的申論題，用我當年生硬的德文，用我所回應的那道課題，其實一直沒有答完。那道題的答案，藏在我走過的每一座城，建構過的每一件作品，蹲下來讀的每一座座標上的廟宇，還有手裡那罐標好座標的泥土。
生命每一個階段都需要結算與發表，這樣才看得清楚自己有沒有好好活過。Pavilion 24 那一排教授，和小祠裡的大地神祇，問的是同一個問題，我如何安頓自己與那個托住我的東西之間的關係。我答不出來的時候，土地一直在那裡。時間會慢慢顯影出，這片地方記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