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tenberg：一座城市如何用藝術再次打開歷史
2015 年，我們曾經參與一個關於 Wittenberg 的競圖。當時其實沒有完全理解，自己正處在一個多麼龐大的歷史計畫之中。正式計畫是為了迎接 2017 年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所策劃的 Weltausstellung Reformation「Tore der Freiheit」，宗教改革世界博覽會「自由之門」。
這是一項從 2008 年 Lutherdekade 開始、一路推進到 2017 年的十年計畫，透過將近十年的時間，把宗教改革的歷史重新放進當代社會、文化、宗教、政治與城市發展之中。到了 2017 年，Wittenberg 舊城以及環繞城市的城牆綠帶被重新組織成一座持續四個月的開放式世界博覽會，七個不同的 Torraum 分別討論歡迎、靈性、青年、正義與和平、全球化、宗教與文化。整座城市成為展場，人們沿著城市移動，穿越不同的門，也進入不同的問題。Wittenberg 因此再次成為思想發生的場所，五百年前從這裡傳出去的問題，在五百年後被重新帶回城市。
2015 年，我們紐倫堡藝術學院在 Prof. Simone Decker 的 Kunst und Öffentlicher Raum 課程中受到邀請，參與第五區 Torraum 5「Globalisierung – Eine Welt」，全球化，一個世界。整個競圖採邀請制，七個區域共邀請二十一所大學與藝術學院，每個 Torraum 由三所學校提出方案。第五區除了 Nürnberg，還有 Kiel 的 Muthesius Kunsthochschule 與 Universität Wien。主辦單位早已依照不同學校的教學方向、藝術實踐與空間研究，選擇適合面對各個城市課題的團隊。
Torraum 5 位於 Wittenberg 舊城北側、新市政廳後方與 Arsenalplatz 一帶，是由停車空間、公共建築、道路、綠地與城市入口共同組成的都市場域。競圖要求涵蓋市集、攤位、餐飲、遮棚、舞台、國際組織、不同文化活動以及數千人在其中停留、交流、辨識方向與移動的方式。 我們真正面對的課題，是如何用藝術與空間語言，建立一座只存在四個月、每天持續改變、同時容納大量人的微型城市。
這個課題最讓我記得的，其實是提案過程裡大量的討論、辯論與衝突。一群藝術學生共同面對「全球化」如此龐大的議題，每個人對世界都有不同的理解，誰擁有發言權、誰決定最後方向、什麼觀點值得留下、什麼方案太激進，逐漸形成班級內部自己的政治。那一年正值歐洲難民危機最劇烈的階段，大量難民經由地中海進入歐洲，船難、邊境、移民政策、國家以及人道責任不斷出現在新聞之中，因此我們也把難民議題帶入「Globalisierung – Eine Welt」。
其中一個非常強烈的提案，是將曾經在義大利接收難民的船隻直接拖到 Wittenberg，讓一艘真正經歷過地中海的船出現在 Luther 的城市，同時將大量高彩度橘色救生艇散布於城市之中，作為空間節點與視覺地標。橘色救生艇散落在德國小城之間，宗教改革、全球化、難民、邊境、生命與自由在同一個空間相互碰撞，那是一個至今仍然非常清楚的視覺記憶。
然而藝術上的強烈立場，與競圖策略之間始終存在距離。班上有許多激進、左翼與理想主義的想法，期待藝術直接進入政治事件，甚至站在衝突最前線。這些觀點確實具有力量，但競圖同時還要處理安全、工程、預算、活動營運、居民、觀眾、城市形象以及四個月的實際運作。
藝術可以提出尖銳問題，競圖則要求把問題轉化為可被實現的空間系統。最後獲得 Torraum 5 首獎的是 Universität Wien，我們並沒有贏得競圖。多年後重新回頭看，我反而更能理解一次大型合作真正留下來的東西。當時我在專案裡主要負責空間詮釋、模型以及視覺指引，思考人在基地之中如何理解整體計畫。有人提出政治觀點，有人發展概念，有人處理空間，有人製作模型，有人建立視覺，有人負責技術，也有人需要把彼此衝突的意見重新整理。大型專案從來都是許多角色共同形成，每一個人可以控制的是自己如何把那個位置做好，最後能不能贏得競圖則屬於另一個層次的結果。
現在重新回顧這件事情，我理解 2015 年其實很早就讓我碰到今天仍然持續面對的公共藝術問題。合作本身存在權力關係，空間同樣涉及權力。誰可以進入、誰可以停留、誰能發言、哪些故事會被看見，都藏在空間的配置之中。城市也以相似方式形成。Wittenberg 的歷史沒有停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五百年間，人們對 Luther、宗教改革、自由、信仰、國家與權力不斷產生新的詮釋，每一個時代都重新閱讀這段歷史。2017 年「Tore der Freiheit」所做的事情，就是再次把歷史打開，將五百年前產生的問題重新放進二十一世紀：自由今天意味著什麼，信仰如何存在，全球化帶來哪些連結與衝突，一個世界究竟是否可能。當大量難民正在地中海上尋找進入歐洲的入口，而我們同時在 Luther 的城市裡討論「自由之門」，那個歷史時間本身已經形成了一種極其強烈的對照。
十多年後再回到 Wittenberg。更值得記住的是，我曾經在那個時間點進入一場橫跨十年的城市計畫，也第一次具體經驗到藝術如何介入城市，而城市又如何承載歷史、信仰、政治、社會與不同世代的爭論。五百年的城市發展從來存在多重立場，藝術作品也往往從這些分歧與對話之中慢慢生成。
宗教改革真正留下來的價值，也許就在這種持續質疑既有秩序、重新理解自由、重新思考誰擁有解釋世界權力的能力。當一個思想經過五百年仍然可以被重新討論，它才真正進入文化。回頭看 2015 年的自己，在工作室裡做模型、調整空間、整理視覺，與同學爭論一艘船究竟應該被放在哪裡，那時並不知道自己已經短暫進入一條延續五百年的歷史長河。
今天值得想追問的，是五百年累積的爭論究竟留下多少智慧，而我們這一代又能從其中理解多少，最後留下什麼給下一個五百年。
